第一章：洗白的論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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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大「功績」的爭議起點
在華國歷史的長河之中，很有人能像秦檜那樣，為幾乎眾口一詞的「賣國」象徵。岳飛死于風波亭的故事早已家喻戶曉，「秦檜跪像」與王氏一同被鑄于岳王廟前，任憑世人千百年來唾罵踐踏。學春遊，必至岳王廟，群起拳腳；遊客遠來，若不在跪像前拍照罵聲，似乎便算缺了對歷史正義的基本代。然而，歷史總有另一種伏的聲音。自明清以降，偶爾有人提出與主流截然不同的見解，試圖為這位「千古罪人」辯護，認為他並非全然的民族敗類，甚至還能說得上有些「功績」。這些數論者的說辭，往往集中在兩個核心理由上，也正是後世「洗白秦檜」的論據起點。
第一個理由，是「議和保全」。支持者的邏輯是，南宋初立之時，形勢極度險惡。靖康之變後，北方山河盡失，兩位皇帝被虜，宗室四散。新皇趙構在江南即位，本基礎薄弱，政權如同風雨中搖晃的孤舟。北有金兵境，南方又盜蜂起，地方割據勢力林立，本無力長久對抗北方的鐵騎。若不及時議和，南宋恐怕重蹈北宋的覆轍，轉瞬即亡。秦檜正是看清這一現實，主張與金人妥協，以歲幣換和平。紹興和議簽訂後，南宋確實迎來數十年的相對安穩，江南社會逐漸恢復，民生生計得到息。于是，他們便將這段歷史解讀為「務實的抉擇」，認為秦檜之所為，正是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。
這種說法在某些後世知識分子中頗吸引力，因為它提供了一種「現實主義」的歷史視角。他們指出，華國歷史上，偏安小朝廷能夠茍延殘，往往就是因為能忍辱負重，暫時退讓。他們援引前例：東晉偏安江左，依靠江南富庶維持了百年國祚；南朝數代，也是在北方胡族境下憑藉議和與防守茍延殘。南宋若要生存，同樣不能與金人拼。秦檜的議和，不過是承襲了這一傳統而已。
第二個理由，是「文化經濟的延續與繁榮」。支持者強調，在秦檜長達十九年的權相時期，南宋社會秩序逐漸恢復，江南經濟迅速繁榮。市鎮中商賈雲集，陶瓷、茶葉、綢源源不斷地輸往海外。揚州鹽業、福建茶路、景德鎮瓷，為南宋財政的重要支柱。這些都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才能發展。而文化上，南宋繼承北宋餘脈，詩詞、書畫、詞學依舊輝煌，蘇軾、黃庭堅之後，姜夔、辛棄疾、陸游、周邦彥等名家紛紛登場；文人群雖政治抑，卻依舊創作不輟。雕版印刷的普及，更使典籍大量流傳。支持者便說，若無議和，若戰火綿延，這一切繁榮恐怕都難以想像。從這種角度看，秦檜推行「穩定政策」，為文化與經濟的延續創造了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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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兩條理由，構了為秦檜辯護的基本骨架。到了明清時期，雖然主流輿論依舊將秦檜視為臣，但地方志、筆記與個別文人偶爾也提出「罪不全在秦檜」的說法。有人認為，真正要負責的應該是皇帝趙構。秦檜不過是忠實執行皇命，他的「主和」其實是代言皇帝的心聲。倘若沒有他，趙構仍會找別人去簽和議，去制岳飛。這些人甚至進一步強調，南宋之所以能延續一百五十餘年，至有一半要歸功于這場議和。
然而，這種洗白觀點雖然表面合理，卻存在諸多問題。首先，它往往是「結果論」式的辯護，以歷史後來的存續來合理化當初的機。南宋確實延續了百餘年，但這並不能推斷當初議和是唯一的出路。歷史的可能原本很多，抗戰、和談、拖延、結盟，各有不同路徑。議和只是其中之一。當時的抗金名將韓世忠、岳飛、劉錡等人，戰功卓著，戰線不斷推進，若非人為打斷，未必沒有收復之。簡單地把延續國祚歸功于議和，便是忽略了這些可能。
其次，把江南的繁榮完全歸于秦檜，更是一種過度簡化。經濟重心南移自晚唐以來便已是大勢所趨，兩宋以降尤甚。江南魚米之鄉，本就富庶，人口稠，手工業與商業高度發達。這些結構的因素才是南宋經濟繁榮的基。秦檜的作用，充其量只是沒有打斷這一進程，而非創造繁榮的本力量。文化方面，南宋文學與藝的繁榮，更多是來自文人士子的堅韌神，而非權相的保護。事實上，秦檜對思想文化還有嚴厲的箝制，對抗金詩文往往遭到查，許多文人因此噤聲。把文化繁榮算作他的「功績」，顯然是顛倒黑白。
更重要的，是議和的代價。紹興和議要求南宋承認自己是金的「臣屬」，每年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，並放棄黃河以北大片故土。對于流離失所的北方百姓而言，這等于被永遠拋棄。他們無家可歸，世代鄉土淪于異族。對軍隊而言，這種屈辱議和打擊了士氣，制了北伐的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