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飛臨刑前的那句「天日昭昭」便是對這種政治迫的淚控訴。議和雖然給江南帶來短期安穩，卻在神層面削弱了民族的骨氣，使得「中原復土」為遙不可及的夢想。
因此，秦檜的「功績」為何爭議不休？原因就在于這背後藏的價值觀衝突。一種觀點看重疆域與氣節，認為國土完整、民族尊嚴至高無上；另一種則重現實與存續，認為只要政權不亡，百姓能茍安，便已是務實之舉。支持者站在後者立場，認為秦檜代表的是理選擇；反對者則認為他是民族的背叛者，扼殺了最後的收復契機。
這種爭論延續至今。近代以來，隨著史學界強調「去道德化」研究，有人再次提出應該「客觀」看待秦檜。這些學者認為，歷史人不能只用忠二元去衡量，秦檜也有其時代背景與選擇的不得已。但問題在于，所謂「不得已」是否足以洗刷他主構陷岳飛、制主戰派的行為？這些史實無法被忽略。岳飛之死並不是高宗單方面的意志，而是秦檜推、設局、落實的結果。若沒有他的一手弄，未必會走到那一步。
所以，秦檜的爭議，本質上是華國歷史評價中「國家大義」與「現實存續」兩種價值的激烈撞。有人以茍安為功，有人以喪志為罪。千年以來，雖有零星的洗白之聲，但無法撼主流共識。因為人們心中總有一條底線：可以承認一時的權宜，但不能接以出賣同胞、斷送大義為代價。
本章的目的，不在于立即對秦檜定罪或翻案，而是還原這些「洗白論據」的來龍去脈。理解這些論點，才能明白為何在「千古罪人」之外，歷史仍會出現為他辯護的聲音。這些聲音提醒我們，歷史評價並非單純的黑白，而是價值立場的角力。接下來的篇章，將逐一檢驗這些理由，看看它們是否能經得起史料與時間的檢視。
第二章：金營歸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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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奇逃與背後疑雲
靖康二年（
1127
年）初春，金軍鐵騎如暴風般席捲汴京。北宋積弱已久的王朝，在一夜間土崩瓦解。街頭巷尾，哭聲此起彼伏。徽宗、欽宗二帝與后妃宗室、宗室子弟、百數千人，被群押解北上，史稱「靖康之變」。這場國難，不僅徹底終結了大宋北半部的基業，也讓無數朝臣的命運戛然而止。他們或被屠戮，或被辱，或終不得歸鄉。對于當時的宋臣來說，「北狩」幾乎等于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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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長長的俘虜名單中，赫然有一位年方三十出頭的翰林學士承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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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檜。他本應與其他同僚一樣，淪落于北國嚴寒，等待未知的辱與折磨。然而，他的人生卻在此時發生了詭譎的轉折。與千百名同輩不同，他的結局並不是長久的囚或屈辱的死亡，而是一次異常「順利」的歸返。這段模糊不清的經歷，後來為所有關于秦檜真面目爭論的焦點之一。
據《宋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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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檜傳》記載，秦檜在被俘不久後，便引起了金國權貴的注意。有人說他天資聰敏、善于應對，在押送途中，便懂得投其所好。他深知金人雖尚武，但不權貴對漢文化頗有興趣，于是他以詩文唱和、引經據典，討好金國重臣完昌。這位金國重臣對秦檜的博學與靈巧頗為欣賞，漸漸給予他比其他宋俘更寬鬆的待遇。許多史料中甚至暗示，秦檜不僅免于勞役，還得以攜家屬同居，過著異常「安適」的俘虜生活。
與此同時，其他宋俘的遭遇則慘不忍睹。許多高在北風呼嘯中不蔽，被迫拖著枷鎖跋涉千里；有人病死路途，有人死異鄉，還有人被迫為金軍充作奴役。相比之下，秦檜的優渥境更顯得突兀，仿佛他與金人之間有一層不為人知的默契。
最引人疑竇的，是他歸宋的過程。靖康之變後，數以千計的俘虜大多終老北地。能回到宋境者寥寥無幾，即便偶有釋放，往往也是因為重大政治易或外人質換。然而，秦檜卻在被俘五年後，于建炎三年（
1129
年）攜妻南歸，而且過程極其含糊。《宋史》僅以「潛歸」二字帶過，仿佛這位曾任翰林學士的高只是「逃走」。但問題在于，金國軍營森嚴，監控嚴，一個帶著家眷的俘虜，如何可能在無人阻攔下安然南歸？
後世史家對此充滿懷疑。有人推測，秦檜極可能與金方達了某種協議，甚至不排除他在被俘期間就已經展「主和」立場，以換取金人的釋放。他悉文辭，又懂得逢迎，也許正是這些特質，使他被金人視為「未來可以利用的棋子」。在這樣的推斷下，秦檜的「逃歸」便不再是奇蹟，而是刻意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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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耐人尋味的，是他回到南宋的時機。建炎三年，南宋朝廷尚在草創之中。趙構在臨安建立新政權，百廢待興，急需大量人才支撐朝局。偏偏就在這個時候，秦檜攜妻抵達臨安，且未經長久審查，便迅速獲得范宗尹等高舉薦，重新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