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短短數月，岳飛連連告捷，直朱仙鎮，後方的汴京已近在咫尺。
就在這樣的勝利形勢下，岳飛寫信回朝，留下了千古名句：「直搗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耳！」字裡行間，滿是對收復故土的信心與豪。朝野上下，無不振。百姓奔走相告，認為十餘年的屈辱終將洗雪。連臨安城的老百姓，都開始傳唱「迎二聖復中原」的歌謠，盼被俘的徽、欽二帝能重返京師。
然而，就在萬眾期待之際，風雲突變。臨安傳來一道又一道詔令，高宗趙構連下十二道金牌，急召岳飛回師。這十二道金牌，每一道都代表著皇帝的懼意與決心。開始時語氣尚屬婉轉，稱「邊境多虞，須將軍回京商議」。到後來卻直言「若不回軍，將以抗詔論罪」。岳飛無奈，只得撤回大軍。他長嘆一聲：「十年之功，廢于一旦！」
朱仙鎮的勝利，如同曇花一現，為南宋歷史上最令人扼腕的瞬間。眼看中原在，卻因一道詔令而戛然而止。此事背後的推手，正是秦檜。
秦檜當時已逐步掌握朝政大權。他深知高宗心中最大的恐懼，不是戰敗，而是「二聖還朝」。若北伐功，迎回徽、欽二帝，趙構的皇位地位必將搖。秦檜便抓住這一點，極力遊說高宗，稱「長期用兵，必搖江南基，實不利于宗社安危」。他進一步誇大戰爭風險，渲染國庫空虛、百姓疲敝，主張「以和為上」。在他的作下，高宗逐漸被說服，終于下令強行召回岳飛。
對秦檜而言，這既是迎合皇帝的上策，也是鞏固自地位的良機。只要議和得以確立，主戰派自然失勢，他便能獨攬相權。而岳飛，正是他最大的絆腳石。于是，一場政治清算隨即展開。
岳飛返朝後不久，便以「莫須有」之罪被捕獄。審訊過程中，秦檜親自主導，設局羅織罪名。史料記載，連負責審訊的史員都覺得罪證不足，遲遲不肯下筆。秦檜卻冷冷一句：「莫須有！」這三字為千古罵名。最終，在紹興十一年（
1141
年）冬，岳飛與其子岳雲一同被死于臨安風波亭，年僅三十九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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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飛之死，不僅是南宋軍事力量的巨大損失，更是民心的重創。韓世忠聞訊後痛斥秦檜，高呼「壞我大宋社稷者，正是此人！」民間百姓更是悲憤莫名，將岳飛視為民族英雄，而將秦檜與王氏定為千古佞。
隨著岳飛被害，韓世忠被邊緣化，張俊轉而附和議和，南宋徹底失去了北伐的可能。翌年，紹興和議正式簽訂，南宋承認自己是金的臣屬，每年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。這份條約表面換來邊境平靜，實則是國恥的鐐銬。中原百姓自此被永久拋棄，他們的復土夢想為遙遠的幻影。
回顧這段歷史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，南宋收復中原的最後一次現實機會，並非因戰場失利而破滅，而是因政治決策而生生被扼殺。朱仙鎮的戰果本有可能改寫格局，但在高宗與秦檜的聯手下，化為烏有。
後人對此評價極為嚴厲。明人王夫之直斥：「秦檜之罪，不止賣國，實賣天下人心。」近代學者亦認為，南宋偏安的格局正是自此定型。若無十二道金牌，歷史或許另有不同走向。但歷史沒有如果，留下的，只有一個錯失的良機，以及千年難平的恨。
秦檜在其中的角，無論如何辯解，都與「斷送希」四字相連。他不是單純的「議和推手」，而是用權與逢迎，將一個本可再起的王朝，鎖死在屈辱偏安的道路上。這正是他「千古罪人」名號的最直接源。
第五章：真面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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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迎上意與權力至上
在南宋歷史的舞臺上，秦檜的名字幾乎與權力劃上了等號。他自紹興初年逐漸掌握相權，直至去世，前後二十年幾乎不曾搖。對于一個朝廷而言，宰相能長期穩坐相位，本已罕見；對于風雨飄搖的南宋而言，這樣的「穩定」更顯反常。究其原因，不是因為秦檜有卓越的軍功，也不是因為他擁有超凡的民，而在于他深諳一個竅門：迎合皇帝的心理，把逢迎之發揮到極致，並以此鞏固自地位。
高宗趙構的心思，簡而言之，就是「保宗社」。他親歷靖康之變，眼見父兄被俘，宗室淪落，對金人既懼又畏。對他而言，北伐與收復不是首要之務，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在臨安的皇位，維持半壁江山。任何可能危及這個目標的人事，都令他不安。岳飛的功高震主，是一種不安；主戰派文臣張浚、趙鼎的堅持抗金，也是另一種不安。唯有議和，才能讓趙構安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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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檜正好看準這一點。他在金營的經歷，讓他深知金人的脾與需求，也更明白只要南宋願意低頭，金國就會允其偏安。于是，他一面以「雙方可以並存」的言辭安皇帝，一面極力推行議和政策。這種立場，正是高宗的答案。于是，秦檜為了最「合拍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