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二十一年春，我遇見了三年前葬雨夜的舊人。
而如今，我是洋行經理顧先生的妻子。
端莊、溫順，是他社場上一張最得的名片。
顧世筠以為我早已忘。
直到我將他誓要緝拿的麻雀，親手藏在了他的眼皮底下。
他攬著我的腰，在舞池中低語：「含章，你最近睡得不好。」
我仰頭微笑，將一枚染的子彈放進他西裝口袋：「是啊，世筠師兄。我在想，今晚該到誰失眠了。」
1
百樂門的音樂綿綿地淌著，像溫吞的水。
而我指尖還殘留著顧世筠西裝的質，以及那枚子彈的冰冷。
他攬著我的手臂幾不可察地一僵，舞步卻未。
他低頭看我，目深沉。
良久，角牽起一極淡的弧度。
「能讓顧太太惦念，不知是哪路神明。」
他帶著我轉了個圈，避開一對旋舞過來的男。
音樂還在響，顧世筠的手掌溫熱，我的指尖冰涼。
霞飛路的公寓裡，顧世筠跟在我後走進客廳，沒有開燈。
月過落地窗，將他的影拉得很長，幾乎要將我完全籠罩。
我走到窗邊假裝整理花瓶裡有些蔫敗的花枝，手指卻不自覺地過那枚放進他口袋的子彈原來所在的位置。
「那枚子彈，」他的聲音在後響起，平靜無波：「從哪裡來的？」
「撿的。」
我轉過，面向他模糊的廓。
「街上不太平，世筠師兄也要小心。」
顧世筠走近，從背後擁住我，下輕輕抵在我發頂。
他上還帶著晚宴上應酬時留下的雪茄味，溫熱的軀隔著料傳來令人安心的溫度。
「含章......」他嘆息，聲音裡帶著一真實的疲憊。
「別做讓我擔心的事。」
那年，他也是這樣抱著瑟瑟發抖的我說：「別怕，以後有我。」
我以為那是救贖，後來才知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牢籠。
只是這牢籠，鋪著天鵝絨，點著熏香，讓人在窒息中漸漸迷失。
2
我與江維楨相識是在民國十五年，我家宅院那株高大的白玉蘭樹下。
那是新舊思想激烈撞的年代，報紙上天天都在討論救亡圖存。
學校裡學生們剪短髮，穿黑，高聲唱著《畢業歌》。
我十六歲，還在中讀書，課餘最躲在院子裡看《新青年》、《東方雜志》。
Advertisement
他那時剛做巡捕不久，穿著半舊卻漿洗得筆的制服在我們這一片巡邏。
起初，我並未留意過這個沉默的年輕人。
直到那個午後，我在院中看書，一陣風吹過，白玉蘭花瓣簌簌落下。
其中一朵正好落在攤開的《新青年》書頁上，停在「吾輩青年，當以振興中華為己任」那一行。
我抬頭，見柵欄外一個高大的影正微微側著，仰頭著花樹出神。
帽檐的影遮住了大半面容，只能看到直的鼻梁和抿的線。
「小姐，你的書。」
他指了指我腳邊另一本被風吹落的《東方雜志》，聲音清朗，目卻禮貌地避開了我的正臉。
那便是江維楨。
3
我父親周行是位開明士紳，很欣賞江維楨。
他行事穩妥，報告街面況時條理清晰。
於是父親便偶爾喚他進來，在院中的石凳上喝杯茶，聽他講講市井見聞。
父親說江維楨言語間有正氣，是可造之材，便鼓勵他多讀書。
於是，江維楨來我家的次數便多了些。
但他格外恪守界限，要麼是幫著在前院搬抬些重，要麼便坐在廊下借著天讀父親借他的書。若父親不在，他絕不會踏院半步。
我經常裝作偶然經過前院。
若江維楨看到不認識的字或是看不懂的句子，便會略顯窘迫地向我請教。
「周小姐，叨擾了，這個字hellip;hellip;念什麼？」
「這句話，位卑未敢忘憂國，是何解？」
他的問題從簡單的識字，漸漸延到對時局、對文章的理解。
我們的談也多了起來，但江維楨總是側或垂著頭，保持著恭敬的距離。
我知道了他出寒微卻一心向學，想考警署的晉升考試，想去夜校念書。
他則會聽我講述學校裡的趣事，討論我讀的新書，眼神專注而認真。
我無意中提到羨慕同學有一套裝版的《吶喊》。
那時這本書出版不久，在青年中風靡。
隔了幾天，我發現在月亮門門檻上放著一本用舊報紙仔細包好的書，上面還著一枚烏木扣子。
我打開，正是《吶喊》。雖不是裝，卻保存得極好。
扉頁上，用鉛筆工整地寫著：「願你不困於囹圄，始終有吶喊的勇氣。」
Advertisement
我和江維楨的便在這白玉蘭的花開花落間，在那些隔著恰當距離的、關於家國與未來的低聲談裡，如藤蔓般悄然生長。
他偶爾還會用省下的錢，買一支品相不算頂好的白玉蘭，悄悄放在月亮門門檻上，從不越界。
這份愫，我們心照不宣地瞞過了所有人。
包括我父親最喜歡的學生，我的師兄顧世筠。
4
那枚來自江維楨的烏木扣子，連同他手心的餘溫，被我藏在了妝匣的最底層，在泛黃的《吶喊》扉頁之下。
那行字跡，如今讀來，竟帶著幾分宿命的諷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