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過，劉夢過其他途徑，聯絡上了錄音中約提到的名字——鄰近師範大學的一個生，對方願意私下談談。
週日下午，我們見到了那個生，陳雅。看起來很憔悴。
陳雅說：「我沒想到還有其他人，我以為只有我倒黴。」
柯甜溫和地問：「他做了什麼？」
陳雅說：「他來我們學校做過講座，後來過郵箱聯絡我，說我很有潛力。上學期期末，他說我論文有問題，讓我晚上去他在校外臨時用的工作室討論。我去了，他手腳，說如果我聽話，就給我推薦信，還能幫我發表論文。我拒絕了，跑掉了。後來他給我的課程打了低分，還暗示如果我敢說出去，就在圈子裡封殺我。」
劉夢問：「你有證據嗎？」
陳雅說：「沒有直接證據。郵件我都刪了，他打電話從不留痕。但我那篇論文，他給的評語很刻薄，和之前的讚揚完全不符。」
柯甜說：「這個可以作為佐證，但不夠有力。」
陳雅沮喪地說：「我不敢站出來。我爸媽好不容易供我上大學，我不能出事。我還在準備考研，如果這件事鬧大，我沒被他怎麼樣，也會被傳為怎麼樣了，我以後怎麼辦？」
柯甜握住的手：「如果我們有很多人一起呢？不止你一個，還有我們學校的，可能還有其他學校的。我們一起站出來，互相支持，他就沒辦法單獨針對任何一個人。」
陳雅沉默了很長時間，最後說：「讓我想想。」
離開時，我問柯甜：「你覺得會同意嗎？」
柯甜說：「不知道。我們沒有權利替別人做決定，尤其是這麼艱難的決定。」
幾天後，劉夢的室友最終同意在舉報材料上匿名提供部分況描述。陳雅在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，也同意以化名提供證詞，並願意在必要時配合警方問詢。
李妙過的記者朋友，聯絡到了一位專注于教育領域調查、口碑很好的資深記者。對方建議我們，整理好材料後，同時向省教育廳、省紀委和更高一級的公安監察部門實名舉報，並可以將部分不涉及個人私的核心證據（如錄音關鍵片段）提供給可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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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開始了張的材料整理工作。
週四上午，舉報材料分別寄出。同時，李妙的記者朋友也開始了他的工作。
等待的日子格外煎熬。
第一天，沒有訊息。
第二天，沒有訊息。
第三天下午，柯甜接到一個陌生電話。對方自稱是省紀委工作人員，要求面談。我們約在市區一家安靜的茶館。
來的是兩位神嚴肅的中年人，出示了證件。他們非常仔細地詢問了每一個細節，核對了原始錄音和證據副本。
「材料我們收到了，況很嚴重。」其中一位負責人說，「我們已經立了專案組，但調查需要時間，也會遇到阻力。在此期間，請你們一定保，注意自安全，不要再進行私自調查。」
柯甜說：「我們的安全能保證嗎？董副校長還在學校。」
「我們會過適當途徑，建議學校暫時調整他的工作分工。但基于程式，在初步核查結果出來前，我們不能採取強制措施。如果你們到任何直接威脅，請立即聯絡我們，或直接報警。」
談話持續了很久。離開時，天已暗。
「他們會認真查嗎？」我問。
柯甜說：「邁出了第一步，但真正的較量才開始。」
週五，董副校長沒來學校。傳聞他被「去開會了」。
但週一，他又出現在了校園裡，神態如常，甚至更加和藹可親。
週二，劉夢收到董發來的簡訊，語氣關切地問學業和家庭況。
劉夢說：「他在試探，也在施加心理力。」
週三，劉夢的室友驚慌地打來電話，說董副校長「路過」們宿捨樓下，「順便」和聊了幾句，話裡話外提醒「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」，「不要聽信謠言」。
週四晚上，柯甜接到了一個沒有顯示號碼的來電。
接聽後，臉瞬間變得蒼白。
我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說：「是他。他說他知道我們在搞小作。他說……如果我們現在停手，他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過。否則，他有的是辦法讓我們『消失』得無聲無息。」
「他怎麼知道你號碼？」
柯甜搖頭：「他的資源查個號碼還不容易。我們的調查作，顯然引起了他的警覺。我們換個地方說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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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剛走出教學樓。
一輛黑轎車緩緩停在我們面前。車窗降下，正是董副校長。
他臉上帶著慣有的微笑：「柯甜同學，這麼晚了還在學習？這位同學也在啊。正好，關于之前的一些誤會，我想我們應該開誠佈公地談一談。」
我擋在柯甜面前：「我們之間沒什麼可談的。」
董副校長推開車門，走了下來。「年輕人，火氣不要這麼大。有些事，可能是資訊不對稱造的誤會。我們找個地方，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聊聊，對大家都好。」
柯甜冷冷地說：「是不是誤會，你心裡清楚。」
董副校長的笑容淡了些：「柯甜，你是個聰明人，應該知道權衡利弊。把事鬧大，對你們這些學生有什麼好？學業、前途、名譽，都可能毀于一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