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，一位年輕媽媽在自己家休息時遇害。
由于兇手太過狡猾，我們生生把這個案子做了靈異門。
先是害人兒子說每天夜裡都有只手要來抓他。
我們便天天去守那隻手。
後來害人丈夫又說妻子每天夜裡都託夢給他。
我們又天天化周公去給他解夢。
不過，你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我們就是過他的夢破了這個案子。
他的妻子在夢裡明明白白告訴他：禍起一把鑰匙。
1
那天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中午，小學老師李小麥覺得有點不舒服，一點五十分，打電話跟丈夫鄭大豆說：「子骨有點不得勁兒，想回家歪一會兒。」
鄭大豆心疼地勸：「那還上什麼班？直接請個假，下午好好歇著。晚上我收了車，買個大豬蹄兒回來燉得爛爛的，給你補補。兒子等我下了班去接正好。」
這尋常的溫，了最後一句對白。
傍晚六點十分，暮四合。
鄭大豆拎著沉甸甸的大豬蹄兒，領著剛放學的兒子，哼著不調的小曲兒推開家門。
一鐵鏽混合著甜腥的濃烈氣味，毫無徵兆地撞進鼻腔，他瞬間屏住了呼吸。
手忙腳開啟燈，客廳通往臥室的過道上，一片令人窒息的暗紅。
他的妻子李小麥，以一種極不自然的姿態，臉朝下匍匐在臥室門口，像一尊被打碎的瓷娃娃。近乎發黑的，如同潑翻的油漆，從無聲無息地蔓延開來，蜿蜒一片死亡的沼澤。
鄭大豆一把捂住兒子的眼睛。
那隻豬蹄兒，「啪嗒」一聲掉在地上，滾落在泊邊緣。
2
案子一上手，就是一片絕的真空。
所有兇案的機，無非海翻波、海深仇，或利慾薰心。
可這對小夫妻，是這座城市裡最常見也最不起眼的那類人。
一個是在方向盤後日復一日畫著固定路線的公車司機。
一個是在講臺上對著稚的面孔重復加減乘除的小學老師。
日子不窮也不富，卻也安穩得像塊艙石。
殺？
查了個底掉。
街坊鄰居、同事親朋，眾口一詞：小夫妻恩得很。沒有紅禍水，沒有藍知己，蒜皮的爭吵都得可憐。他們的生活，單調得像鄭大豆那趟永不改線的公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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仇殺？
李小麥溫和得連螞蟻都捨不得踩，說話都綿綿的，鄭大豆老實得被人隊都只敢嘟囔兩句。仇從何來？怨向誰生？
財殺？
屋裡就那點家當，電視冰箱還是結婚時置辦的，實在是沒啥值錢的玩意兒。
幾張省吃儉用的存摺，屜裡的幾百塊零錢、李小麥手上的結婚戒指，一樣沒。
這場殺戮像是蓄謀已久，又更像是一次確的「偶遇」。
李小麥僅僅是因為一點微不足道的不適，回家睡個午覺，就把命睡沒了。
兇手彷彿算準了獨自在家的空隙，像幽靈一樣潛，又像晨霧一樣消散。
3
當然，按照鐵律，配偶是頭號嫌疑人。
但鄭大豆的不在場證明，堅固得像他開的那輛公車。
整個下午，從一點半到五點半，他都在那輛編號為「K112 路」的公車上。
起點站發車記錄、沿途監控、一車又一車的乘客、調度室的同事，無數雙眼睛都證明他從未離開過那個狹小的駕駛座。
他離開一秒鐘，整條線路就得癱瘓。
他的軌跡，被城市龐大的通網絡和無數陌生人牢牢釘死。
現場門窗完好無損，沒有一暴力闖的痕跡。
結論只有一個：門，是李小麥自己開啟的。
兇手，是認識的人。
一個能讓在午休時分，毫無戒心地請進家門的人，絕對不是陌生人。
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兇手的從容。
行兇後，他（或）仔細掉了所有可能留的指紋和痕跡，輕輕帶上門，彷彿只是來串了個門。
至于兇，法醫據傷口推斷應該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，鋒利、趁手，而且就來自這個家的廚房。
因為鄭大豆說，他們家有一把水果刀，但現在沒了。
它消失了，像從未存在過。
兇手像一陣來自地獄的風，目的明確，手段殘忍，尤其反偵察手段老辣得令人齒冷。
現場乾淨得像被舐過，除了那灘已經凝固的跡，什麼都沒留下。
他（或）準地選中了那個午後的空隙，如同毒蛇過窗欞，完了殺戮，又悄然融回城市的背景噪音裡。
但就在專案組焦頭爛額，陷死衚衕時，這棟剛剛被死亡顧的房子裡，開始發生一些無法用常理解釋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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彷彿那灘乾涸的，滲了房子的地基，滋生出某種不祥的東西來。
4
首先是，運走，生活還得繼續。
鄭大豆和兒子小豆粒父子倆依舊住在這個浸滿悲傷和味的家。
因為房子離學校近，當初就是為兒子上學買的房，鄭大豆上班也近，又沒有別的地方可去，總不能花錢租房子吧。
日子總得過下去。
然而，沒過幾天，才上小學的小豆粒死活不肯再睡在家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