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頒獎禮現場猝死，因為我那為知名學者的丈夫，對著全國的鏡頭說最謝的人是他的紅知己。
再睜眼，我回到了1975年，他拿著工農兵大學推薦表向我求婚那天。
前世，我用青春和前程鋪就了他的青雲路，卻換來一句「缺乏共同語言」。
這一世，我看著他那張看似深的臉，撕碎了婚約。
「賈玉清，你的通天大道，自己走吧。」
我要去走，我自己的獨木橋。
1
我死了。
死在丈夫賈玉清名揚天下的那個春天。
「賈教授，請問您這一生取得如此輝煌的就，最想謝的人，是誰？」
聚燈下，那個我伺候了三十年的男人——梳著學者標配的銀髮，金眼鏡後的眼睛刻意流出深。
他對著話筒，聲音過音響傳遍會場：
「我最想謝的，是我的紅知己，林薇清士。」
臺下一片善意的掌聲。記者們快速記錄。
「三十年前，在我最困頓的知青歲月，是鼓勵我堅持學習；這麼多年，我的每一篇重要論文，都第一個審讀……」
我坐在第一排家屬席，心臟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攥。
兒子賈哲在另一邊悄悄了我胳膊，低聲音：「媽，你表管理一下，鏡頭掃過來了。」
兒賈婷乾脆別過臉，假裝不認識我。
臺上的演講還在繼續：
「……可惜，有些緣分註定只能是知己。但我始終認為，神的契合，遠比形式的婚姻更珍貴。」
全場再次響起掌聲。這次更熱烈。
有個年輕記者站起來追問：「賈教授，那您的夫人呢？聽說為您放棄了返城機會，陪您母親在鄉下十年？」
賈玉清笑了笑，那種我悉的、帶著淡淡憐憫的笑容：
「我的夫人……是個傳統的。為家庭付出了很多，我很激。但我們必須承認，有些付出，只是重復勞，缺乏創造價值。」
「就像做一頓飯，今天做了，明天還要做。但一篇論文，可以影響一個學科幾十年。」
我渾發冷。
原來我三十年洗做飯、伺候公婆、養育兒、甚至在他寫論文時整夜為他抄稿子的歲月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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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眼裡，只是「重復勞」。
發佈會進提問環節時，我站起，慢慢往外走。
腳步虛浮，像踩在棉花上。
走廊的電視螢幕上，正重播剛才的畫面。
林薇清不知何時被請上了臺，五十多歲的人保養得像四十出頭，依偎在賈玉清邊。
他們並肩接祝賀，像一對璧人。
「媽！」賈婷追出來，語氣不耐煩，「你又要鬧什麼？爸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，你就不能忍一忍？」
我看著，這個我十月懷胎生下來、省吃儉用供到留學的兒。
「你也覺得，我該忍？」
「不然呢？」賈婷皺眉，「林阿姨確實幫了爸很多，人家是大學副教授，能跟爸聊學。你呢？除了問爸今天想吃什麼，還能聊什麼？」
我張了張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心臟傳來尖銳的疼痛。
「媽你臉好白……」賈哲也出來了，「是不是心臟不舒服？藥帶了嗎？」
我索著手包，卻怎麼也打不開拉鍊。
視線開始模糊。
最後看到的畫面，是賈婷對著手機說：「爸，媽可能心臟病犯了……嗯，沒事，您繼續籤售，我和哥送去醫院……」
然後是無邊的黑暗。
2
再睜開眼時，鼻腔裡是消毒水混雜著黴味的悉氣息。
我愣了好幾秒，才看清頭頂——不是醫院潔白的天花板，而是糊著舊報紙的土坯房頂，一電線吊著昏黃的燈泡。
耳邊傳來聲：
「沈玉蘭，你醒了？快起來吧，上午還要出工呢。」
我猛地坐起。
狹小的房間，四張木板床，牆上著「廣闊天地，大有作為」的標語。靠窗那張床上，一個扎著麻花辮的姑娘正對著小鏡子梳頭。
那是……周曉梅？
不是1998年就腺癌去世了嗎？
我抖著手向自己的臉——皮緻，沒有皺紋。再看向對面破木桌上那面小圓鏡，鏡子裡是一張二十出頭的、雖然憔悴卻年輕的臉。
1975年。
我回到了二十一歲，在陝北隊的第三年。
離我和賈玉清結婚，還有三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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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發什麼呆呢？」周曉梅轉過，「賈玉清一早就來找你了，在院門外等著呢。他說今天要跟你說重要的事。」
重要的事。
我想起來了。
1975年6月12日，賈玉清第一次正式向我求婚。
不，準確說，是「通知」我結婚。
他說：「玉蘭，我家裡託關係拿到了一個工農兵大學推薦名額，但需要已婚份才能更穩妥。我們先把證領了，等我上了大學，一定想辦法把你弄回城。」
當年二十一歲的我，紅著臉點頭，覺得這是天大的承諾。
卻不知道，那個推薦名額本來就是他的，結婚只是為了綁住我——綁住一個心甘願在鄉下替他伺候生病母親、自己放棄返城機會的傻子。
「玉蘭？」周曉梅奇怪地看著我，「你哭了？」
我抹了把臉，滿手溼。
不是哭。
是恨。
是三十年被踩在腳下、最後連墓碑上都要刻著「賈玉清夫人」的恨。
「沒事。」我掀開打著補丁的薄被，下床穿鞋，「我這就去見他。」
院子裡，晨霧還沒散盡。
賈玉清站在老槐樹下，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，姿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