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二是返城名額的事。
「我聽到大隊會計跟書記說話……」周曉梅低聲音，「今年縣裡給咱們公社四個名額，咱們大隊能分到一個。但賈玉清他爸已經打點過了，基本定。」
「基本定，就是還沒完全定。」我說。
「可咱們拿什麼跟人家爭？」周曉梅急道，「賈玉清是高中畢業生，勞表現‘優良’，還會寫文章……」
「我也是高中畢業。」我翻開課本，「勞表現，我這三年從沒請過假，去年還評了‘勞積極分子’。至于寫文章——」
我頓了頓。
前世賈玉清早期那些「知青文學」，至有一半是我幫他改的。
他總說：「玉蘭，你文筆有靈氣，但人寫這些東西沒用。你幫我改改，等我出名了，功勞分你一半。」
功勞？
他最後連我的名字都懶得提。
「曉梅，幫我找紙筆。」我說。
「你要幹啥？」
「寫材料。」我看向窗外熾熱的，「既然要爭，就要爭得明正大。」
那天傍晚，我趴在炕桌上，就著煤油燈寫了三份材料。
一份是《關于請求公平評定返城名額的申請》，列了我三年來的勞工時、獲獎況、以及主組織知青掃盲班的事蹟。
一份是《關于賈玉清同志家庭背景及推薦名額來源的況反映》——我沒直接舉報，只是「客觀反映」他父親的活況。
第三份，是給我父母的家信。
前世這封信我沒寫。因為賈玉清說：「別讓家裡心，我能解決。」
這一次，我一筆一劃寫道：
「父母大人敬啟：兒在陝北一切尚好，唯婚姻一事，經慎重考慮，已決定與賈玉清同志斷絕關係。原因有三：其一，價值觀不合；其二，其母品行不端；其三，兒不願依附他人回城……」
寫到這裡，我停住了。
煤油燈的火苗跳，映著信紙上未幹的墨跡。
最後，我添上一句：
「兒深知二老期盼，但人生路長，兒想自己走一段。若不能耀門楣，至，不做沈家之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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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款：不孝玉蘭，1975年6月13日夜。
寫完時，手指被鋼筆磨出了水泡。
李小草已經趴著睡著了，課本攤開在《滕王閣序》那一頁：「老當益壯，寧移白首之心？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。」
我輕輕合上書。
窗外，月亮升起來了，清冷冷的，照著黃土高原千萬壑。
前世我看了一輩子這樣的月亮，從青春看到白髮，從期盼看到絕。
這一世，我要走出這山。
靠自己。
8
三天後，我銷假上工。
手臂上的傷結了痂，像四條醜陋的蜈蚣。
隊裡人看我的眼神很復雜——同、好奇、也有幸災樂禍。
畢竟在1975年的農村，敢跟未來婆婆撕破臉的姑娘，實在太見了。
賈玉清一直沒面。
聽說他媽回去後就病了，他請假回縣城照顧。
周曉梅告訴我：「賈玉清託人帶話，說……說讓你好自為之。」
我笑了。
真好。
他終于不裝了。
上工間隙，我去大隊部了材料。
會計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，接過時掃了一眼，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。
「沈玉蘭同志，你這個……」
「我只是實事求是反映況。」我說，「至于怎麼評定，相信組織會公平決定。」
他言又止，最後嘆了口氣：「你啊，太年輕，不懂事。」
是不懂事嗎？
前世我太「懂事」了，懂得到死都沒人記得我的名字。
下午收工時，隊長住我。
「小沈啊，你那個申請……」他著旱菸，煙霧繚繞，「隊裡研究了，返城名額還是要看綜合表現。賈玉清同志有文化優勢，家裡也確實困難……」
「隊長。」我打斷他，「我父親工傷臥床，母親有風溼，弟弟在部隊生死未卜——算不算困難？」
他噎住了。
「我知道名額已經定。」我笑了笑，「我也不為難您。我只請求一件事——把我的材料，原封不送到公社。如果公社也認為賈玉清同志更合適，我絕無怨言。」
隊長盯著我看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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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把煙桿在鞋底磕了磕。
「你這姑娘……跟你平時看起來不一樣。」
是啊。
不一樣了。
死過一次的人，怎麼可能還一樣？
9
隊長到底還是把我的材料上去了。
第四天上午，公社派了兩個人下來，一男一。
男的姓張，四十來歲，戴著黑框眼鏡；
的姓陳，三十出頭，短髮，看著很幹練。
調查在小隊部進行，分開談話。
到我的時候，陳同志先開口：「沈玉蘭同志，你材料裡反映的況，有證據嗎？」
我把賬本推過去：「這是賈玉清兩年間從我這裡借走的錢糧明細，每一筆都有時間、事由。
最大一筆是去年十月，他說母親重病需要買藥，借走二十塊錢——那是我的全部積蓄。」
陳同志翻看著，眉頭越皺越。
「關于推薦名額的事……」
「我只是聽說他父親在活。」我語氣平靜，「但一個縣教育局的普通幹事，能讓兒子在幾百名知青中‘定’返城名額，這本就不正常。」
張同志推了推眼鏡：「沈玉蘭同志，你這是在質疑組織的公平？」
「不。」我看著他，「我是在請求組織的公平。」
屋裡靜了幾秒。
陳同志又問：「你三年沒回家，父母不想你嗎？」
「想。」我實話實說，「但我不想用婚姻換回城資格。如果我靠嫁人回去，那我這輩子都會矮人一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