」
「不破。」我放下木箱，「有炕睡，有飯吃，就是家。」
姥姥眼圈又紅了。
安頓下來的第一件事，是去大隊部報到。
紅旗大隊的隊長姓劉，五十來歲，黑紅臉膛，說話嗓門大。
看了我的介紹信，他皺眉：「知青咋調我們這兒來了？我們隊知青點早撤了。」
「我不住知青點。」我說，「住我姥姥家，跟社員一樣出工。」
「那你工分怎麼算？」
「該多算多。」我說，「我能幹。」
劉隊長打量我瘦的板，顯然不信，但也沒多說什麼，揮揮手：「行吧，明天上工。先跟婦隊下地拔草。」
回家的路上，我琢磨著今後的打算。
現在七月底，離大學聯考恢復還有兩年零三個月。
這段時間，我必須解決三件事：一是掙夠口糧，不能全靠姥姥；二是找到復習資料；三是……避開可能的麻煩。
前世賈玉清是在1975年秋天上的工農兵大學，林薇清是1976年跟他搞在一起的。
這一世，沒了我的「資助」，他們還能一帆風順嗎？
晚飯是玉米糊糊、鹹菜疙瘩。姥姥把糊糊裡的玉米碴都撈給我：「你吃稠的，姥姥喝稀的。」
「咱倆一人一半。」我把碗推回去。
正吃著，院門被敲響了。
門外站著個四十多歲的婦，短髮齊耳，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，手裡端著個碗：「沈家嬸子，聽說您外孫來了？家裡剛烙的餅，給孩子嚐嚐。」
姥姥趕起：「哎喲，李老師，這怎麼好意思……」
李老師？
我跟著起，目落在端碗的手上——手指關節大，掌心有厚繭，但指甲很乾淨，碗也刷得發白。
「這是我外孫，沈玉蘭。」姥姥介紹，「蘭啊，這是咱們隊小學的李淑珍老師。」
「李老師好。」我規規矩矩鞠躬。
李淑珍上下打量我，眼神溫和：「聽口音不是本地人？」
「陝北隊三年，剛調過來。」
「知青啊。」點點頭，把碗遞給我，「拿著吧，剛烙的，還熱乎。」
碗裡是兩張白麵餅，雖然摻了玉米麵，但在1975年的農村，已經是難得的細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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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沒推辭，道了謝接過。
李淑珍沒馬上走，站在門口跟姥姥聊天：「沈家嬸子，您外孫來了正好。學校秋天要開掃盲班，正缺幫手，要是願意，下了工可以來幫幫忙，隊裡給記工分。」
我心裡一。
掃盲班？
「我願意。」我搶在姥姥前面說，「李老師，我高中畢業，教認字、算數都行。」
李淑珍笑了：「那敢好。不過……你不是知青嗎？不想回城？」
「想。」我實話實說，「但我想靠自己的本事回去，不是靠嫁人。」
盯著我看了一會兒，笑容更深了：「有志氣。明天下了工，來學校找我。」
送走李淑珍，姥姥關上門，低聲音：「蘭啊，李老師可是個能人。男人原來是縣高中的老師，前些年……沒了。一個人帶倆孩子，還堅持辦掃盲班，隊裡人都敬重。」
我著還溫熱的餅，心裡有了主意。
16
紅旗大隊的農活，比陝北那邊輕些——主要是旱地，種玉米、高粱，不像那邊要修梯田。
但七月的太一樣毒。
第一天拔草，我跟在婦隊後面，彎著腰，一壟地一壟地往前挪。汗水糊住眼睛，手很快磨出了水泡。
「新來的知青？細皮的，幹得慣嗎？」旁邊一個三十來歲的嫂子問。
「慢慢就慣了。」我咬著牙。
「聽說你從陝北調過來的？為啥呀？」
我沒說話。
另一個聲音接過去：「還能為啥，肯定是在那邊待不下去了唄。我聽說啊……」
流言蜚語傳得比風還快。
中午休息，我坐在田埂上啃窩頭，就著涼水。李淑珍拎著籃子過來，遞給我一個煮蛋：「拿著，補補。」
「李老師，我不能……」
「讓你拿就拿。」在我邊坐下，「我聽說你今天一句話沒說，埋頭幹活？」
我點點頭。
「好。」剝開另一個蛋，「這地方小，屁大點事能傳半年。你越解釋，他們越來勁。不理會，過陣子就消停了。」
「謝謝李老師。」
「別謝我。」看著我，「沈玉蘭，我觀察你一上午了——你拔草的姿勢不對，費勁。腰要沉，要弓，借力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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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說邊比劃。
我跟著學，果然輕鬆不。
「李老師，您懂的真多。」
「我原來也是知青。」淡淡地說，「六五年下來的，嫁了人，就留這兒了。」
我愣住了。
「別學我。」拍拍手上的土，「有機會，一定要走出去。」
17
掃盲班設在隊部旁邊一間空屋裡。
學生大多是隊裡的中青年婦，也有幾個半大孩子。
教材是李淑珍自己編的，用舊報紙裁小本，手抄的字詞和簡單算。
我第一次去，李淑珍讓我先旁聽。
講課很有方法——不說「政治語」，就從「認工分」「算口糧」開始。
婦們聽得認真，因為學完就能自己算賬，不怕被糊弄。
「今天，咱們學‘糧’字。」李淑珍在黑板上寫，「左邊是米，右邊是良。米是好東西，良是好的意思——有糧食，日子才好過。」
底下有人笑：「李老師，我家糧本上這個月只剩二十斤了，好過啥呀？」
「所以更要認字。」李淑珍也笑，「認了字，能看懂政策，能算清賬，還能給孩子講道理——這就是‘良’。」
下課後，問我：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「很好。」我由衷地說，「從生活手，大家才願意學。」
「那你明天開始，教算。」說，「就從工分換算、布票糧票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