」
我用力點頭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油燈下備課。
姥姥納著鞋底，突然說：「李老師男人沒了八年了，多人勸改嫁，不肯。說要把倆孩子供出來，還要把掃盲班辦下去。」
「很了不起。」
「是啊。」姥姥嘆氣，「人這輩子，太難了……」
我沒接話，繼續寫教案。
但心裡那個念頭，越來越清晰。
18
八月中旬，我領到了第一個月的工分——婦隊全勞力一天七個工分，我剛開始，按六個算。加上掃盲班的補，總共一百八十個工分。
換糧食，是三十六斤玉米，八斤高粱。
不多，但夠我和姥姥吃稀的了。
李淑珍知道我復習的事，有天課後，把我到辦公室，從屜裡拿出幾本書。
「這是我人留下的。」挲著書皮，「數理化自學叢書，六四年的版本，舊了點，但基礎的東西不會變。」
我接過來，沉甸甸的。
「李老師，這太貴重了……」
「書放著才是浪費。」說，「我看你每天下了工還熬夜看書，有這勁，一定能。」
「您不覺得……我是痴心妄想嗎？」我問，「大學聯考停了八年了。」
笑了：「我男人生前常說，國家要建設，不可能永遠不要人才。恢復大學聯考是遲早的事——只是這話，別出去說。」
我眼眶發熱：「謝謝您。」
「不用謝。」向窗外，「我這一代是趕不上了，但你們這一代……還有希。」
19
九月初，周曉梅來信了。
信寫得很厚，說了三件事：
一、李小草已經回城，安排在紡織廠，寫信說謝謝我。
二、賈玉清到底還是上了大學——但不是原來那所省城的工農兵大學，而是鄰省一所剛立的「五七大學」，學制短，含金量低。
「聽說他爸為了這個名額，把家裡攢了十年的錢都送出去了。他媽氣得大病一場，現在還在床上躺著。」
三、林薇清也調走了，調到縣裡小學當臨時代課老師。「有人說看見跟賈玉清通訊，但不知真假。」
Advertisement
我看完信，燒了。
姥姥問：「誰來的信？」
「以前的隊友。」我說，「說有人遭報應了。」
姥姥沒再多問。
晚上備課，我在教案本背面，悄悄列了個時間表：
1975年9月-1976年12月：完高中全部復習，同步教掃盲班攢錢。
1977年：等大學聯考訊息，全力衝刺。
1978年：上大學。
1979年……
我停住筆。
前世的1979年，我已經生下兒。那一年賈玉清評上助教，開始夜不歸宿。
這一世，1979年的我會在哪裡？
不知道。
但肯定不在賈家。
20
十月底，紅旗大隊迎來第一場秋雨。
雨下了三天，地裡沒法幹活，掃盲班也停了。
我在家翻李淑珍給的書，發現書頁空白有很多筆記——娟秀的小字，是李淑珍丈夫的筆跡。
有一頁《立幾何》的例題旁，寫著：「淑珍說看不懂，需畫圖講解。」
另一頁《化學方程式》旁邊：「此節可與生活例項結合，如發酵、醃菜。」
我彷彿看見，很多年前的夜晚，這對夫妻也這樣，一盞燈，兩本書，一個講，一個聽。
「蘭啊。」姥姥在炕那頭我，「李老師來了。」
我趕下炕。
李淑珍撐著破油傘，腳溼了大半，懷裡抱著個布包：「下雨天，給你送點東西。」
開啟布包，是半刀紙、兩瓶墨水、還有一支舊但完好的鋼筆。
「這……」
「我人生前用的。」輕輕說，「放著也是放著，你拿去寫字。復習的時候，好記不如爛筆頭。」
我握著那支鋼筆，筆桿溫潤，像還帶著主人的溫。
「李老師，我……我不知道怎麼謝您。」
「好好學。」看著我，眼神裡有種復雜的東西，「替我，替我們這一代沒能上學的人，好好學。」
雨還在下，敲打著茅草屋頂。
那支鋼筆在我掌心，沉甸甸的，像一份傳承。
21
1975年冬天，紅旗大隊下了場大雪。
我每天的生活固定下來：白天上工或教課，晚上復習。
姥姥把炕燒得熱乎乎的，我趴在炕桌上，一學就是半夜。
Advertisement
李淑珍常來，有時帶一把炒黃豆，有時帶兩個烤紅薯。
檢查我的進度，幫我解疑，偶爾也說起從前的事。
「我男人是六八年沒的。」有天晚上，突然說，「有人說他思想有問題，批鬥了三天三夜。第四天早上，人沒了。」
我停下筆。
「那時候我懷著小兒子，五個月。」語氣平靜，像在說別人的事，「我想跟著去，但想著肚子裡的孩子，沒敢。」
「李老師……」
「所以你看，」笑了笑，眼角有細紋，「人活著，就得往前看。死了容易，活著難。但再難，也得活出個人樣來。」
我握鋼筆。
「我會的。」我說，「我一定活出個人樣來。」
窗外的雪，靜靜地下。
1975年就要過去了。
這一年，我離開了賈玉清，離開了那個困住我前世的牢籠。
這一年，我遇見了李淑珍，握住了那支承載希的鋼筆。
這一年，我二十一歲，一無所有，卻又擁有一切——
因為我知道，路在腳下。
而這一次，我要自己走。
22
1976年的春天來得格外遲。
直到三月，紅旗大隊的凍土還沒完全化開。
早晨出工，鐵鍬砸下去，只能刨出個白印子。
但掃盲班的熱度，卻像春草一樣瘋長。
「沈老師，這個‘賬’字怎麼寫？是不是跟‘脹’一個音？」
「沈老師，我算工分，一天七個工分，一斤玉米兩個工分，那三十五個工分能換多玉米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