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課後，婦們把我圍在中間，七八舌地問。
們手裡拿著用草紙訂的小本子，鉛筆頭短得不住，就用木套著繼續寫。
「慢慢來，一個一個問。」我掉黑板，重新寫。
李淑珍站在教室後頭，抱著胳膊笑。
等人都散了，才走過來：「行啊沈玉蘭，才半年，‘沈老師’了。」
「是您教得好。」我收拾教案。
「別謙虛。」幫我搬凳子，「現在隊裡這些嫂子嬸子，哪個提起你不是豎大拇指？說沈老師有耐心，講得明白，還不嫌們笨。」
我把筆頭仔細收進小鐵盒——這是李淑珍丈夫的，現在歸我了。
「李老師，我有個想法。」我說，「教認字算數不夠，能不能……加一點常識課？」
「什麼常識？」
「比如，怎麼預防小兒腹瀉，怎麼理燙傷，怎麼識別常見的野菜和毒蘑菇。」我頓了頓，「都是實用的東西，能救命。」
李淑珍眼睛亮了：「這主意好。我去跟劉隊長說，讓他從衛生所借點資料。」
我點點頭，心裡盤算著另一件事。
前世1976年夏天，紅旗大隊這邊發過一次山洪，沖垮了兩戶人家的房子。
雖然沒人死，但有個孩子被砸斷了，因為理不當，落了殘障。
如果能提前教些急救知識……
「想什麼呢？」李淑珍拍我肩膀。
「沒什麼。」我回過神，「對了李老師，您上次說縣裡圖書館……」
「對，我去問了。」從布兜裡掏出個小本，「可以借，但要單位介紹信，還得押金。我想辦法。」
總說「我想辦法」，然後真的能想到辦法。
23
四月初，姥姥的風溼又犯了。
膝蓋腫得像饅頭，下不了炕。
我請了三天假，白天照顧，晚上等睡著了，就著油燈看書。
李淑珍送來一包草藥：「艾葉加紅花，煮水燻蒸，能緩解。」
我熬藥時，坐在炕邊跟姥姥聊天：「沈家嬸子，您這外孫，是個有出息的。」
姥姥嘆氣：「只是我連累了。媽前幾天來信，說給介紹了個縣城糧站的，讓回去相看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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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手一頓，藥罐差點打翻。
「我不去。」我說。
「我不靠嫁人吃飯。」
姥姥被我說哭了，估計也是被我媽來的信搖了，「蘭啊，姥姥知道你有志氣，可人這輩子……得認命啊……」
認命。
又是這兩個字。
前世我媽說，姥姥說，所有人都說。
好像人生下來，就只有一條路可走——嫁人，生子，伺候公婆，熬到老，再催兒走同樣的路。
「姥姥。」我放下藥罐，乾手，坐到炕沿上，「您當年，為什麼非要讓我媽讀書？」
姥姥一愣：「那、那不是你姥爺說，讀書明理……」
「是啊，讀書明理。」我握住的手，「讀書讓我知道，人不是只能圍著鍋臺轉。讀書讓我知道，國家建設需要人才，不分男。讀書還讓我知道——」
我看著的眼睛，一字一頓：
「命，不是用來認的。是用來改的。」
姥姥呆呆地看著我，眼淚掛在皺紋裡。
李淑珍悄悄衝我豎了個大拇指。
24
四月中旬，介紹信和押金都辦下來了。
李淑珍託縣裡的親戚幫忙，從圖書館借出五本書：兩本《數理化自學叢書》的續冊，一本《語文基礎知識》，一本《政治常識》，還有一本——1973年版的《大學聯考復習大綱·補充材料》。
看到最後那本，我手都在抖。
「這……這還能借到？」
「圖書館倉庫裡翻出來的。」李淑珍低聲音，「快看，看完趕還。被人發現就麻煩了。」
我懂。
現在的形勢，這類書還是「敏」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翻開那本《補充材料》。
紙張已經發黃，但印刷清晰。
裡面的例題、考點、甚至押題方向，都和我記憶裡1977年恢復大學聯考後的真題高度重合。
我如獲至寶。
接下來的半個月，我進了瘋魔狀態。
白天教課、出工，晚上看書到凌晨。
眼睛熬紅了，就用涼水敷；手凍僵了，就塞進懷裡暖一會兒。
姥姥心疼，但又不敢勸——知道勸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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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李淑珍偶爾來「檢查進度」，看到我草稿紙上麻麻的演算，會沉默很久，然後說：「注意。垮了，什麼都沒了。」
五月的一天，帶來一個訊息。
「縣裡要辦‘工農兵學員推薦考試’，每個公社兩個名額。」說，「雖然不是正式大學聯考，但考上就能去地區師範進修，畢業後包分配。」
我心臟一跳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「六月底報名，七月初考。」看著我，「你想試試嗎？」
我想。
太想了。
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「考試機會」。
但……
「李老師，您覺得我能考上嗎？」
「能不能考上，考了才知道。」說，「不過沈玉蘭，我得提醒你——這個推薦考試，不看績，還要看‘政治表現’、‘群眾評議’。你是知青，又是外來戶……」
我明白了。
就算我考第一，也可能因為「出」被刷下來。
「那也要考。」我說，「就算上不了，也是一次練兵。」
李淑珍笑了：「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。報名的事，我來想辦法。」
***
六月初，周曉梅又來信了。
信很短，但信息量很大：
「玉蘭，賈玉清退學了。聽說是跟人打架，被開除的。林薇清代課老師的份也沒了，有人舉報生活作風有問題。倆人現在都在縣城，據說快結婚了。」
我把信折好，收起來。
心裡沒什麼波瀾。
前世他們順風順水，一個學者，一個副教授，踩著我這個墊腳石，風無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