」
第二個星期，我們一天能賣六十多個了。
桂芳開始研究怎麼能讓蛋煎得更，腸煎得更脆。
發現鐵板的溫度要控制在某個區間，蛋打下去，蛋清要瞬間凝固，但蛋黃還要保持半流的狀態。
這樣裹在腸上，一口咬下去，蛋的香和腸的脆才會在裡開。
我也琢磨出了撒調料的節奏——辣椒麵要先撒，孜然後撒，最後一點點的鹽要均勻地灑在蛋面上。
我們就像回到了年輕時候在廠裡，琢磨怎麼把零件做得更，把布料織得更平整。
那種專注，讓人踏實。
直到那天，賣手抓餅的老闆娘走了過來。
3老闆娘姓王，四十出頭，在這條街上擺了五年攤。
的手抓餅賣五塊錢一個，加腸加蛋要另算錢，全部加起來得八九塊。
「楊師傅。」站在我們攤子前，臉上沒什麼表，「生意不錯啊。」
桂芳正在煎蛋，聞言了手，客氣地笑：「還過得去，多虧學生們照顧。」
王姐沒接話，盯著我們那塊「3元/個」的牌子看了很久。
「你們這定價……」頓了頓，「是不是太低了點？」
我心裡一，面上還撐著笑：「我們算過本，有點賺頭就行。」
「有點賺頭？」王姐笑了，笑得有點冷，「您二老退休金拿著，擺攤是圖個樂呵吧？可我們不一樣，我們靠這個吃飯的。」
指了指街上其他幾個攤子：「煎餅六塊，夾饃七塊，豆漿兩塊五。您這三塊錢一個腸包蛋，學生們現在都拿著三塊錢來對比，說我們賣得貴。」
桂芳張了張，想說什麼，又咽了回去。
「楊師傅，我不是針對您。」王姐語氣了點，但話更重了，
「但這條街有這條街的規矩。大家價格都差不多，生意才能做下去。您這一下把門檻拉這麼低，讓其他人怎麼辦？」
走了，留下我和桂芳站在攤子前。
那天剩下的時間，我們都沒怎麼說話。
收攤回家，桂芳把裝錢的鐵盒放在桌上，沒像往常那樣急著數。
「老楊。」小聲說，「咱們是不是……真定太低了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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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沒吭聲，點了菸。
「王姐說得也有道理。」桂芳繼續說，「他們靠這個養家，咱們……咱們確實有退休金。」
「所以呢？」我看著煙霧升起，「咱們漲價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桂芳低下頭，「我就是心裡不舒服，好像咱們做錯了似的。」
第二天，鄰居老周在樓下攔住我。
「聽說你們跟王姐鬧不愉快了？」他低聲音，「老楊，不是我說你，你這事兒辦得不地道。」
「怎麼不地道了？」我火氣上來了。
「你想想，你三塊錢能賺，是因為你們老兩口不計人工。可人家王姐僱了個小工，一個月要開兩千工資，房租一千五，孩子上學還要錢。
你這一攪和，生意差了，你讓人家怎麼活？」
我愣住了。
我從沒想過這些。我以為只要自己東西好、價格實在，就能心安理得。
「可學生……」我喃喃道。
「學生是得實惠了，但其他攤販呢？」老周拍拍我肩膀，「老楊，這社會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你實誠，我佩服，但有時候，太實誠了也會傷到別人。」
那天出攤，我發現街上的氣氛不一樣了。
以前見面還會點頭的幾個攤主，現在都裝作沒看見我們。
王姐的攤子前冷冷清清的，而我們的隊伍排了七八個人。
一個生買完腸包蛋，轉就對同伴說：「以後就來這兒了，五塊錢的手抓餅太坑了。」
王姐顯然聽到了，往這邊看了一眼，眼神很復雜。
桂芳也聽見了。給下一個學生裝袋時，的手有點抖。
努力：深夜的賬本
那天我們賣了九十三個腸包蛋，破了紀錄。
但桂芳數錢時，臉上沒有一點笑容。
晚上，把賬本攤在桌上，一筆筆算給我看。
「腸子昨天買的，一箱六十塊，一百，一六。蛋一板三十塊，三十個，一個一塊。紙袋一百個十五塊……」
算得很細，連煤氣費都攤到每一天。
「如果一天賣一百個，利是一百一十塊。減去車子的折舊、辦證的費用、還有咱們倆的人工……」抬起頭，「老楊，其實咱們沒賺什麼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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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知道。」我說。
「那為什麼還要做？」問，「就為了聽學生說一句‘真便宜’？」
我沉默了很久。
「桂芳。」我說，「你還記得咱們剛結婚那年嗎？」
愣了一下。
「廠裡效益不好，一個月就發七十塊錢工資。」我慢慢說，「咱倆加起來一百四，要吃飯，要租房，還要寄錢給老家。你懷孕了，想吃蛋，都捨不得買。」
桂芳的眼圈紅了。
「後來你好不容易買了兩顆蛋，想給我煎了吃，我說我不吃，是讓你吃了。」我笑了笑，「其實我饞得不行。」
「我記得。」輕聲說。
「那時候我就在想，等將來有錢了，一定讓想吃飽的人都能吃飽。」我看著窗外的夜，
「現在咱們是沒什麼錢，但至……至能讓那些孩子，花三塊錢就能吃上一頓像樣的早飯。」
桂芳眼睛，把賬本合上。
「那王姐他們怎麼辦？」問。
我想了想：「明天我去找聊聊。」
第二天中午，我提著兩瓶啤酒去了王姐家。家在老城區，一間二十平米的出租屋，堆滿了做手抓餅的原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