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蕎去周家那天，香港下著細的小雨。
劉婉坐在客廳里，茶已經換過兩盞。
看著易蕎走進來，手里沒拎任何東西，上穿的也不是那些年悉的致套裝，只是一件剪裁利落的黑風，頭發束在腦後，素著一張臉，整個人瘦了一圈，
卻顯得眼睛格外亮。
“坐。”
劉婉指了指對面的沙發。
易蕎依言坐下，脊背直。
兩個人之間隔著一張沉香木茶幾，茶幾上擺著那只青瓷茶盞，劉婉親手養了多年的汝窯，茶湯金黃亮，誰也沒有喝。
“想好了？”
劉婉問。
“想好了。”
劉婉沉默了很久，長到易蕎以為這場對話會就此結束。
忽然開口，聲音比平時低了很多：“我年輕的時候，也想過走。”
易蕎抬起頭。
“不是因為什麼苦大仇深的事，就是有一天早上醒來，看著鏡子里自己的臉，發現我認不出那個人了。”
劉婉垂下眼，手指輕輕挲著茶盞邊緣，“我也想回北京，想重新念書，想做點只屬于我自己的事。
但最後沒走。”
沒說為什麼沒走。
易蕎也沒有問。
“所以作為母親，我該勸你留下。”
劉婉抬起頭，看著，“周景行犯的錯，我替他認。
但作為人——”頓了一下，忽然手，將易蕎擱在膝上的雙手握住。
劉婉的手溫熱、干燥，帶了點年紀的薄繭，是常年捻佛珠磨出來的。
握得很，像要傳遞什麼比語言更沉重的東西。
“作為人，我羨慕你。”
說，“去吧，別再回頭看。”
易蕎頭一，那句“謝謝”堵在嗓子眼里，終歸沒有說出口。
只是點了點頭，起，朝劉婉深深鞠了一躬。
走出周家大門時，雨已經停了。
空氣里殘留著水汽，混著庭院里梔子花的甜腥。
易蕎站在臺階上，回頭看了一眼那扇漆紅木門，然後頭也不回地上車。
車門關上的聲音很輕，像合上一本翻了很多遍的書。
第二天，港頭版登出一則標題，措辭曖昧，影龍亨集團掌門人與夫人分道揚鑣。
配圖是周景行在某場酒宴上獨坐角落的模糊照片，領帶松了半截，眼神空。
易蕎看到了，劃過去，沒點開。
那天夜里十一點，門鈴響了。
打開門，看見老劉架著周景行站在門口。
周景行醉得不省人事，西裝得皺，領帶歪到一邊，空氣里全是烈酒的氣味。
“易小姐，”老劉一臉為難，“周總喝多了，報的地址是這里……”易蕎沒讓他進門，只站在門口，冷冷看著周景行。
周景行半睜開眼，看到的臉，忽然笑了，聲音含混地嘟囔了一句：“蕎蕎，給杯水。”
他說這話的語氣，和過去七年里每一次醉酒回家時一模一樣。
易蕎沒有。
那悉的厭煩從胃里翻上來，帶著一種近乎荒誕的疲憊。
他甚至不記得自己已經簽了字，不記得在法庭上回手的力道，不記得摘下婚戒時那枚戒指滾落桌面的聲音。
打開門，退後一步，讓出通道：“老劉，送他回去。”
周景行卻歪歪斜斜地走進來，把自己摔進沙發里，頭一歪，閉上了眼睛。
老劉在門口進退兩難，正要開口，走廊里傳來高跟鞋急促的脆響，由遠及近，快得像踩在人的神經上。
趙婉沖了進來。
穿著一件米風，頭發散著，臉上的妝很致，但眉眼之間的戾氣將致的殼子開一道裂。
掃了一眼沙發上的周景行，轉頭盯住老劉。
“你怎麼辦的事？”
聲音尖利，“周總喝這樣，你不送他回家，送到這里來干什麼？”
老劉低下頭，了，沒說話。
趙婉不再看他，將視線轉向易蕎。
抬起下，那個姿態帶著一種刻意撐起的底氣，像穿了不合腳的高跟鞋還要站得筆直。
“易小姐，”說，“景行現在已經有了我，請你以後不要打擾我們。”
易蕎看著。
過去趙婉在面前，是那個在龍亨晚宴上著肩膀求幫忙說話的孩，聲音低得像蚊子，手指不安地絞著擺。
現在站在這里，脖頸上掛著那條顯眼的Tiffany項鏈，眼神里全是剖開後無掩藏的心虛與戰意。
但易蕎沒有憤怒。
只是覺得，這一切都太累了。
“他已經是你的了。”
平靜地說，“請帶走。”
然後當著趙婉的面，關上了門。
門鎖咔嗒一聲扣上。
門外傳來趙婉拔高的聲音，在質問周景行什麼，又夾雜著老劉的低聲道歉。
腳步聲、爭吵聲漸漸遠去，走廊終于安靜下來。
易蕎靠在門板上，閉了一會兒眼睛。
走進客廳，拿起手機。
屏幕上有一條未讀消息，來自沈岳。
「何時回京？」
四個字，隔了七年春秋忽然落進對話框里。
他是在北京僅存的幾位老友之一，這些年聯系越來越，只逢年過節各自發一句“新年快樂”，像恪守某種不文的規矩。
這次主問歸期，是頭一回。
易蕎盯著那四個字，猶豫了很久。
想起沈岳的樣子——肩膀寬闊，手指間常夾著煙，看人的時候眼神沉甸甸的，說話卻總帶著點漫不經心的調侃。
上次見面還是七年前，他來機場送，什麼都沒問，只說了一句“到了說一聲”。
後來沒有說。
最終只打了兩個字。
「快了。」
然後打開通訊錄，將那些與周景行有關的人，一個接一個，全部刪除。
合作方，舊司機，常去的餐廳經理，周家旁支的親戚。
屏幕上的名字在指尖下消失，每刪一個，心里就空一塊。
但沒有停。
最後打開機票預訂頁面，選定了七天後的航班。
支付功。
盯著那個確認頁面，直到屏幕自熄滅。
周景行是一周後才知道易蕎已經回了北京的。
他坐在辦公室里，聽著書匯報，愣了很久。
他原以為易蕎不會真的走——在香港有房產，有合作方，有太多輕易割舍不下的東西。
他卻忘了，當年來香港時，本就是孑然一，只提了一只行李箱。
走的時候，也一樣。
北京機場，午後。
易蕎拖著行李箱走出到達廳，七月的劈頭蓋臉地砸下來，帶著北方夏天特有的干燥與灼熱。
站在出口，深吸一口氣。
空氣的味道和香港不一樣。
沒有海風的咸腥，沒有空調外機的熱，只有柏油路面被曬得微微發燙的氣味，混著遠飄來的烤紅薯的甜香。
取出手機卡槽，將那張香港號碼的SIM卡掰兩半，扔進垃圾桶。
然後一張嶄新的北京卡。
開機。
屏幕亮起，信號滿格，通訊錄里只剩下一個名字——劉婉。
遠傳來急促的腳步聲。
一個人影朝飛奔而來，踩著高跟鞋還跑得飛快，一頭長發在風里揚起。
何蔓一把抱住，抱得死死的，整個人幾乎掛在上。
“蕎姐！”
的聲音又亮又脆，帶著哭腔，“你怎麼不告訴我航班號啊！
我在這里蹲了三個小時，問了五個地勤，一個人一個人的問，就怕接不到你！”
易蕎被撞得後退半步，站穩後才看清的臉。
何蔓今年才二十歲，生得甜清純，一張掌大的臉，眼睛又圓又亮，笑起來像鄰家妹妹。
但易蕎知道，這個孩十七歲時被親生母親騙著簽下風月片的合約，是替贖的。
那些年何蔓一直留在香港打工還債，始終欠著。
“你怎麼來了？”
易蕎問。
“我辭職了。”
何蔓松開，抹了一把眼角，“香港的工作辭了，房子退了，行李就這一箱。”
指了指腳邊那只滿紙的舊行李箱，“你去哪兒我去哪兒。
蕎姐，我這條命是你撿回來的，我早發過誓，這輩子要給你養老送終。”
說得理所當然，像在說一件天經地義的事。
易蕎看著，忽然想起了什麼。
那張臉，那雙眼睛，那種未經雕飾的干凈與鮮活。
心里忽然冒出一個念頭。
開一家公司，捧。
“好。”
易蕎說，“跟我干。”
何蔓愣了一下，然後眼睛刷地亮起來，亮得幾乎要淌出。
一把又抱上來，鼻尖蹭著易蕎的肩膀，聲音悶悶的：“蕎姐，你說的，不許反悔。”
易蕎拍了拍的背，笑了。
那是很久以來，第一次真正地笑。
黃昏時分，車子駛北京城區。
何蔓趴在車窗上，興地指著遠天際線那一片漸次亮起的燈火，里念叨著什麼。
易蕎的目卻落在手機上——沈岳發來了一條新消息。
「到哪了？」
沒有回復，將手機翻扣在膝蓋上，轉頭看向窗外。
這座城市已經變了模樣，高樓林立，車流如織，那些年走過的街道或許早已拆改認不出的樣子。
但夕落在建筑玻璃幕墻上的，和七年前一樣，是金紅的，暖的，像燒著了一把不滅的火。
的新生活，才剛剛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