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下旬，上海的天還是的。那種鉛灰的、沉甸甸的，在法租界的屋頂上，在梧桐樹禿禿的枝椏上，也在大通船運公司那棟灰白大樓的玻璃窗上。
那天早上，陳醒照例提前一刻鐘到辦公室。下圍巾，掛在椅背上，把布包放進屜，然後坐下來，翻開昨天沒做完的那本賬。數字在筆下流淌，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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