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八月,上海,梅雨季之後。
梅雨已經下了整整十七天。
沈靜言站在偽市政府檔案室的窗戶前,看著雨從法租界那些梧桐樹的葉子上落,在路面的水洼里砸出細的漣漪。數過了,從窗口走到檔案架最深是四十七步,從檔案架走回窗口也是四十七步。三年了,這條路線走了幾千遍,每一步都悉得像呼吸。
不喜歡雨天。雨會讓紙張,字跡暈開,檔案便失了價值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,雨天會讓接頭變得困難——傘會遮擋視線,雨聲會淹沒暗號,而的空氣會讓藏在領里的微型相機。
三天了。
在晨報第二版沒有看到那條尋人啟事。
不是“尋子”,也不是“尋”。什麼都沒有。空白,像這場沒完沒了的雨。
告訴自己不要慌。老陳可能只是臨時有事,或者報紙印刷出了差錯,或者——不允許自己想那個“或者”。地下工作者的第一條準則:不要自己嚇自己。第二條準則:當最壞的可能出現時,立刻執行應急預案。
但沒有執行。
還在這里,站在檔案室的窗前,數著雨滴,等一個可能永遠不會再出現的暗號。
“沈小姐,又在發呆啊?”
檔案室的門被推開,同事小張探進半個腦袋,手里拎著一只油紙包,散發著蔥油餅的香氣。
沈靜言回過,臉上浮起恰到好的微笑——不太熱絡,也不冷淡,是那種文職職員該有的、對同事客客氣氣的笑。“我在想,這雨再不停,檔案都要長霉了。”
“長霉就長霉唄,反正也沒人看。”小張走進來,把油紙包往桌上一放,“食堂王師傅今天做的蔥油餅,多買了一個,給你。”
“謝謝。”沈靜言接過,沒有推辭。在偽政府里,拒絕同事的好意比接更危險——那會顯得你“不合群”,而“不合群”的人,總是容易被注意到。
小張啃著蔥油餅,靠在桌邊閑聊:“聽說了嗎?財政局那邊要換局長了,新來的據說是個留洋回來的,劍橋畢業,了不得。”
“是嗎。”沈靜言低頭整理檔案,語氣平淡。
“可不是。聽說之前在重慶做事,不知道怎麼就來上海了。有人說是被日本人請來的,也有人說是自己找來的——管他呢,反正跟我們檔案室沒關系。”
沈靜言的指尖在紙張上停了一瞬,隨即繼續翻。
重慶。這個地名像一極細的針,在心里某個角落輕輕刺了一下。但沒有表現出來,只是若無其事地說:“新上任,怕是又要折騰一陣。”
“折騰也折騰不到咱們頭上。”小張啃完最後一口蔥油餅,拍拍手,“對了,沈小姐,明天我得請個假,老家來人了。檔案室就你一個人盯著,行嗎?”
“行。你忙你的。”
小張走後,檔案室重新安靜下來。只有雨聲,和自己翻紙張的沙沙聲。
沈靜言把手中那摞檔案放回架子上,手指在牛皮紙封面上多停留了一秒。那是一份日軍的資調配報表——表面上看,不過是些枯燥的數字:大米多石、面多袋、藥品多箱。但用老陳教的方法,把上個月的數據和這個月的一比對,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。
日軍在大量囤積資,但兵力卻沒有相應增加。這些糧食、藥品、建材,流向了同一個代號——“杉”。
“杉”是什麼?不知道。但把關鍵數據抄在了一小片紙上,折指甲蓋大小,藏在領的夾層里。那片紙現在正著的鎖骨,微微發燙,像一枚形的烙印。
三天前,本該把這份報給老陳。但老陳沒有出現。
走到窗邊,再次看向樓下的街道。
一個穿灰長衫的男人正從對面走過,步伐不快不慢,腋下夾著一把黑雨傘,卻沒有撐開。他的領口豎著,遮住了半邊臉。
沈靜言的手指在窗臺上輕輕敲了一下。
三天前,也是這個時間,也是這個位置,看到過同樣的灰長衫。當時沒有在意——這條街上每天有幾百人經過,一件灰長衫沒有任何特別之。
但同樣的灰長衫,在同樣的時間,出現在同樣的地點,就不一樣了。
把窗簾拉攏一寸,讓線暗下來,然後用余繼續觀察。那個男人在街對面的煙紙店前停了下來,似乎在買煙。老板遞給他一包“麗牌”,他付了錢,轉離開。走之前,他朝檔案室的窗戶看了一眼——
只是一眼,很快,快得像不經意。
但沈靜言捕捉到了。
的心跳加速了半拍,隨即恢復平穩。三年前在重慶訓時,教說過:被跟蹤時,最危險的反應就是“反應”。你越是想掩飾,越容易被看穿。
轉回到辦公桌前,拿起茶杯喝了口水,然後繼續整理檔案。作自然,節奏平穩,像什麼都沒發生。
但的腦子在飛速運轉。
灰長衫。連續三天。固定的時間。固定的路線。
這絕不是巧合。
需要確認一件事:那個男人是在跟蹤,還是在監視這棟樓?如果是前者,需要改變行路線;如果是後者,那意味著敵人已經盯上了偽市政府的報系統。
而老陳的失蹤,可能不是意外。
下午四點,雨小了些。
沈靜言準時下班。撐開一把半舊的油紙傘,走出偽市政府的大門,沿著霞飛路往南走。這是三年來的固定路線:從市政府到菜市場,買一把青菜、一塊豆腐,然後拐進弄堂,回家。
但今天,在菜市場多繞了一圈。
不是買菜,是看人。的余掃過每一個攤販、每一個顧客、每一個站在路邊的人。灰長衫沒有出現,但注意到一個戴草帽的人——那個人也在買菜,但的目總是飄向沈靜言的方向。
沈靜言在一家豆腐攤前停下來。
“老板娘,豆腐怎麼賣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