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法幣五十塊一斤。”老板娘頭也不抬。
沈靜言心里一沉。三個月前，豆腐才十五塊一斤。法幣貶值的速度，比梅雨天的霉斑長得還快。
“來半斤。”掏出錢包，數出二十五塊紙幣——那些紙幣皺的，面額大得可笑，卻買不了什麼東西。
付錢的時候，故意將幾張紙幣掉在地上，彎腰去撿。借著這個作，朝戴草帽的人那個方向瞥了一眼——
那個人不見了。
沈靜言撿起紙幣，接過豆腐，繼續往前走。的後背繃了，但腳步沒有加快。在潛伏訓練中，學過一條鐵律：當你懷疑被跟蹤時，永遠不要跑。跑，等于承認你有。
拐進弄堂之前，停下來，在路邊的小攤上買了一包桂花糕。這是每天的習慣，一個不需要解釋的習慣。
攤主是個老頭，滿臉皺紋，手指被煙熏得發黃。他接過錢，把桂花糕遞給，用只有兩個人能聽見的聲音說了一句話：
“三天了。”
沈靜言的手指在紙包上收了一下。
三天。知道。
這是老陳和約定的應急信號。老陳教的：如果連續三天沒有在晨報上看到暗號，就去買桂花糕，攤主會告訴下一步。
但現在，“三天了”三個字，意味著最壞的可能。
“老板，這桂花糕不夠甜啊。”說出約定的應答暗號。
老頭沒有看，低頭整理攤位，聲音輕得像雨：“風。老地方，明晚八點。一個人。”
沈靜言點頭，把桂花糕塞進布包，轉走進弄堂。
弄堂很窄，兩邊是斑駁的磚墻，頭頂是各家各戶出的晾桿，漉漉的裳在雨里滴著水。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路面的水洼里，發出輕微的啪嗒聲。
到了家門口，沒有立刻開門，而是先了門。出門前，在門里夾了一頭發——這是從老陳那里學來的最原始、也最可靠的報警裝置。
頭發還在。
松了一口氣，掏出鑰匙開門。
房間很小，只有一張床、一張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個柜。桌上放著一盞青花瓷臺燈，是在舊貨市場淘來的，花了三塊錢。燈罩的里層刻著一行小字，不仔細看本看不清：“別怕，我在。”
不知道這盞燈之前的主人是誰，但這句話，很喜歡。
關上門，好門閂，把布包放在桌上，坐到床邊。然後，閉上眼睛，開始梳理腦中的信息。
一、老陳失蹤三天，晨報暗號消失。
二、灰長衫連續三天出現在檔案室樓下。
三、桂花糕攤主確認“風”，要求明晚接頭。
四、菜市場的戴草帽人，來歷不明。
把這些信息拼在一起，只能得出一個結論：老陳出事了。要麼被捕，要麼被迫撤離。無論哪種況，的境都變得危險。
但不能撤。
不是因為組織沒有下達撤離命令——事實上，在斷線的況下，完全可以自行決定撤離。而是因為，領里那片指甲蓋大小的紙，上面抄著那些指向“杉”的數據。
需要把這些數字送出去。
所以，不能撤。至，在明晚見到桂花糕攤主之前，不能撤。
夜深了。雨還在下。
沈靜言躺在床上，聽著屋頂的雨聲。沒有開燈——潛伏者的習慣，夜晚不開燈，不讓人從窗外看到人影。
但的手邊，放著一把剪刀。
不是用來裁紙的。是唯一的武。
想起了三年前的那個夜晚。
那是1940年的春天，重慶。接到命令，要前往上海潛伏。
出發前的最後一夜，老陳在嘉陵江邊的一座破廟里等。
廟很破，菩薩的金都剝落了，出里面的泥土。老陳蹲在門檻上煙，煙頭的火在黑暗里一明一滅，像一只眨眼的貓。
“來了？”他沒回頭。
“來了。”
“坐。”
在他邊坐下。江風吹過來，帶著水腥氣和遠船的汽笛聲。
老陳完最後一口煙，把煙頭在地上碾滅。然後他轉過，看著的眼睛。在黑暗中，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兩顆被水洗過的石子。
“到了上海，你就是另一個人了。”他說，“名字、份、過去，統統忘掉。你要像苔蘚一樣活著。”
“苔蘚？”
“嗯。苔蘚這東西，長在石頭上、墻下、邊，最不起眼的地方。沒人注意它，沒人關心它。但它在。風吹不走，雨沖不掉，太曬不死。”他頓了頓，“在最暗的地方，活下來。這就是你的任務。”
“只是活下來？”
“活下來，然後等。”老陳站起來，拍了拍子上的灰，“等照進來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那一片的地方，已經被你染綠了。”
他走了。走了幾步，又停下來，沒有回頭。
“丫頭。”他的聲音從黑暗里飄過來，“好好活著。”
那是最後一次見到老陳，在沒有菩薩的破廟里，在嘉陵江的風中。
回憶像水，退去之後，留下滿地的。
沈靜言睜開眼睛，盯著頭頂的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，彎彎曲曲的，像一條干涸的河流。看了三年，閉著眼睛也能畫出它的形狀。
想起老陳說“好好活著”時的語氣。不是命令，不是叮囑，而是一個父親對兒的——不敢想那個詞。
翻，把剪刀塞到枕頭下面，閉上眼睛。
在睡前的最後一刻，想起了一個人。
不是老陳。是另一個。一個穿灰長衫的男人。但不是今天跟蹤的那個——是另一個，三年前的，在重慶。
那個男人給泡過茶，給買過糖醋小排，在“離婚”時沉默地簽了字，只說了五個字：“你要好好的。”
不知道他現在在哪里。也許在重慶，也許在南京，也許——
也許在上海。
小張說，財政局新來的局長，是劍橋畢業的，之前在重慶做事。
不允許自己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。
但睡不著了。
遠，鐘樓敲響了兩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