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到一半,他放下筷子,端起酒杯。
“沈書,”他說,用的是辦公室里的稱呼,但語氣不像,“你來財政局一個星期了,覺怎麼樣?”
“還好。”也放下筷子,“同事們都不錯。”
“嗯。書的王珍,人不錯,就是話多。預算的老李,是個老實人,但做事拖拉。稅務的周主任,得很,跟他打道要小心。”
他在給介紹財政局的人事關系。這是“工作代”的一部分。
“資的孫長呢?”問。
他看了一眼。那個目——很短,但很銳利。
“孫長,”他慢慢地說,“是個聰明人。跟日本人走得近,但也不得罪重慶那邊。騎墻派,兩邊都不得罪。”
“騎墻派?”
“嗯。這種人,在現在這個世道,活得最久。”他頓了頓,“但也最危險。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倒向哪一邊。”
沈靜言聽出了他話里的意思。孫長,需要提防。
“還有誰需要特別注意?”問。
“日本方面的人。”他的聲音低了一些,“經常來財政局‘指導工作’。名義上是協助,實際上是監視。你以後會經常見到他們。客氣,但保持距離。”
“好。”
“還有一個人,”他看著,“你自己。”
“我?”
“你一個年輕人,突然從檔案室調到局長辦公室,會有人好奇。如果有人問你,你就說是我點名要的。”
“為什麼點名要我?”
他沉默了一會兒。“因為你是湖州人,我也是。老鄉,用著放心。”
這個理由說得通。在偽政府里,用人看同鄉、同窗、同宗,是常事。
“如果有人問起我們的關系?”問。
“沒有關系。”他說,聲音很平,“你是我的書,僅此而已。”
“好。”
對話到這里,好像結束了。他繼續吃飯,也繼續吃飯。客廳里很安靜,只有碗筷撞的聲音。
但沈靜言知道,這頓飯才剛剛開始。
“你在重慶待了多久?”他問。語氣隨意,像在聊天氣。
“不到一年。”
“後來呢?”
“後來來了上海。”
“做什麼?”
“在檔案室。你知道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喝了口酒,“但我想聽你說。”
抬起頭,看著他。他的目很平靜,像一潭深水,看不見底。但知道,他在試探。
“三年,”說,“每天整理文件、歸檔、編號。沒什麼特別的。”
“沒想過離開?”
“離開去哪里?”
“回湖州?或者去別的地方?”
“湖州沒人了。別的地方——”頓了頓,“都一樣。”
他點了點頭,沒有再追問。
“你呢?”問,“你為什麼來上海?”
他放下酒杯,靠在椅背上。窗外的在他臉上投下一半影,他的表看不太清。
“工作需要。”他說。
“什麼工作?”
“你知道的。”他把的回答還給。
兩個人對視。誰都沒有讓步。
“顧明慎,”他的名字,不是“顧局長”,是“顧明慎”,“你在替誰做事?”
客廳里安靜極了。連窗外的蟲子都不了。
他看著,看了很久。久到以為他不會回答了。
然後他說:“我在替上海做事。”
“上海?”
“上海的人。住在這里的、活在這里的、死在這里的人。”他的聲音很輕,但每個字都很清楚,“有些事,總得有人做。”
不明白他在說什麼。但覺到,他說的不是假話。
“你不怕被人誤會?”問,“誤會你是——”
“漢?”他替說出那個詞,“怕。但有些事,比名聲重要。”
“什麼事?”
他沒有回答。他站起來,走到窗邊,背對著。
窗外是法租界的夜景。遠的燈火星星點點,像一堆快要熄滅的炭火。他站在那里,背影很直,但肩膀微微塌著,像扛著很重的東西。
“你為什麼不走?”問,“你有劍橋的文憑,可以去香港,可以去國,哪里都比這里好。”
“走?”他沒有回頭,“走了,那些賬誰來算?”
“什麼賬?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然後他轉過,看著。路燈的從窗外照進來,落在他的臉上。他的眼睛里有一樣東西,以前沒見過——
是痛。
“我妻子,”他說,“林晚。你聽說過這個名字嗎?”
沈靜言的心跳了一拍。
“聽說過。”說。
“是怎麼死的,你知道嗎?”
“聽說是病死的。”
“不是。”他的聲音很平,但每個字都像從牙里出來的,“是被日本人殺的。”
客廳里的空氣像凝固了。
“不是病死的。是被日本特務機關抓走,關了一個月,然後——死了。”他靠在窗框上,像是在支撐自己,“對外說是病死。但我知道不是。”
“你怎麼知道的?”
“有人告訴我。臨死前,托人帶出一句話。”他閉上眼睛,“‘明慎,替我算這筆賬。’”
沈靜言坐在椅子上,一不。不知道該怎麼接這句話。
“所以,”他睜開眼睛,看著,“我留在這里。替算賬。”
沉默。很長的沉默。
沈靜言端起酒杯,喝了一大口。酒是溫的,但喝下去的時候,嚨像被火燒。
“是個什麼樣的人?”問。
他愣了一下,好像沒想到會問這個。
“——”他頓了一下,像是在找詞,“話不多。喜歡看書,喜歡養花。家里臺上有一盆茉莉,每天澆水,跟花說話。”
茉莉。沈靜言想起老陳聯絡點窗臺上那盆枯萎的茉莉花。那是“危險”的信號。
“跟你一樣,”他說,“有什麼事都藏在心里。我問,就笑,說沒事。”
“你什麼時候知道的?”
“知道什麼?”
“知道的——真實份。”
他沉默了一會兒。“被捕之後。”
“之前不知道?”
“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每天去教書,回來備課,周末改作業。和普通人一樣。”他低下頭,看著手里的酒杯,“是我太笨了。”
“不是笨。”說,“是不想讓你知道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抬起頭,看著,“就像你不想讓我知道一樣。”
這句話像一把刀,直接進最的地方。
張了張,想說什麼,但什麼也說不出來。
“三年前,”他說,“你走的時候,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一個小學老師,不會在半夜接到電話就出門,不會在枕頭下面藏一把剪刀。”
渾一震。他看到了?那些夜晚,他隔著布簾,看到了?
“但我沒問。”他說,“就像後來沒問林晚一樣。你們不說,我就不問。因為我以為,不問,就能假裝什麼都不知道。假裝你們只是去上班,假裝你們晚上會回來,假裝——”他的聲音突然啞了,“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