謝琢終是不再沉湎于那番妥協所帶來的自我詰問。沈泓所書的“守正出奇”四字，如一方鎮紙，穩穩住了他心中連日來翻騰的驚濤。
自那以後，他將更多力投注到翰林院日常的典籍整理與文書校勘之中，目也不再似先前那般局限于眼前方寸，反倒時常借著查閱資料的由頭，試著關注架上那些記載著更遠疆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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