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 年深秋的一天，張君拎著空落落的行李包，來到了常德市區。
剛從管所出來的頭兩個月，他也嘗試過走正道。
他先是在建材市場找了份扛貨的活，一天干十幾個小時，肩膀磨得紅腫，結工錢時卻只有寥寥幾塊錢，不夠他兩包煙一頓酒。
他又去街邊小飯館幫廚，洗菜刷碗端盤子，被老板呼來喝去，干了不到半個月就嫌苦嫌窩囊，結了工錢甩手走人。
後來他湊了點本錢，跟著旁人倒騰蔬菜水果，起早貪黑去批發市場拿貨，既不會講價也不會看秤，沒半個月就賠得，連房租都差點湊不出來。
常德的街頭人來人往，穿西裝拎皮包的生意人從他邊肩而過。飯館里飄出紅燒的香氣，這些都像針一樣扎在張君心上。
他蹲在汽車站的臺階上，不經意間到了腰上別著的彈簧刀 —— 那是他出獄後第一件置辦的 “家伙”，冰涼的金屬著皮，反倒讓他心里踏實了些。
管所里盤算了兩三年的那些念頭，本來被塵封在心底最深，但被窘迫的日子一，反而又順著隙冒了出來。
他漸漸算明白了：靠正經賣力氣，一輩子也住不上磚瓦房、穿不上新裳，更別想出人頭地。
要快錢，還是得走老路。
只不過這一次，他不想再干狗的小小，要干，就干來錢快的。
時間很快來到1988 年冬天，這年的冬天很冷，湘北的風裹著冷的寒氣，刮得他臉皮發疼。
張君踩了整整三天點，最終盯上了城郊信用社門口的一個個戶。
那人是做生豬生意的，每隔幾天就來這信用社取貨款，取好錢他會揣著帆布包走城郊的土路回村，這一路上行人稀，是最合適的目標。
第四天下午，等那人取完錢拐進土路，張君握著彈簧刀悄悄跟了上去。
在走到四周沒人的樹林邊的時候，張君快步沖上去，用刀刃死死抵在對方後腰上，聲音狠厲地威脅道：“別喊，把錢拿出來，要不然我捅死你。”
那個戶嚇傻了，渾僵著不敢，乖乖把懷里的帆布包遞了過去。
包里有兩百多塊現金，還有一塊半舊的上海牌手表。
張君接過包，沒立刻走，又著對方退到樹林深，背對著自己蹲好，數夠一百個數才能起。
等對方數到二十的時候，張君已經沿著田埂快步撤離，拐了三個岔路口，才放慢了腳步。
他沒回市區，而是繞去郊外一廢棄的破窯里躲了一夜。
里黑黢黢的，他就著月把錢數了兩遍，指尖著紙幣的紋路，心里并沒有多慌，反倒在一遍遍復盤整個過程：
面的時候有沒有被旁人看見？
走路的姿勢會不會太扎眼？
撤退的路線有沒有繞開住戶？
想了一圈，只有一不妥——他跟目標搭話的時候，沒刻意改變口音，萬一對方聽出了自己安鄉一帶的腔調，是個患。
但不管怎麼說，這一次得手，讓他徹底篤定了一件事：刀比拳頭管用一百倍，來錢也比打工快一百倍。
有了第一次，後面的事就順理章。
他開始在常德周邊的縣城流竄，專挑偏僻路段的獨行路人下手，則搶幾十塊，多則上百塊，手里的活錢一下子寬裕了起來。
接連得手讓他漸漸松了警惕，總覺得自己手腳干凈，警察抓不到。
可百終有一疏，在一次作案時，他選了郊區的一條機耕路，沖出去搶了一個走親戚的婦，得手後往莊稼地里鉆的時候，沒留意到遠田埂上有個放牛的老漢，恰好看清了他的形、穿著，還有他逃跑的方向。
警方接到報案後，據目擊者的描述，結合轄區有前科的年輕人員逐一排查，很快就把范圍小到了張君上。
1989 年初的一個夜里，民警突襲了他在城郊租住的民房，當場從枕頭底下搜出了那把彈簧刀，還有沒來得及花掉的部分贓款。
審訊室里，他起初還想狡辯，說東西是撿來的，自己案發時在別。
可證據鏈擺得明明白白，目擊者也能指認，他沒扛多久就認了罪。
案子走程序走得很快，搶劫罪事實清楚，數額雖不大但屬累犯，最終他被判有期徒刑五年。
戴上手銬被押走的那一刻，張君臉上沒什麼慌，只有一不易察覺的懊惱。
他不是懊惱自己犯了罪，是懊惱自己太心急，踩點沒踩周全，栽在了一個放牛老漢的眼里。
在他看來，這不是正道邪道的問題，是自己做得還不夠謹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