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在上海靠岸的時候，是八月初。
汪昭拎著皮箱走下舷梯時有人喊名字，是父親派來接的人。一個中年男人，穿著一件灰布短褂，沖招手。
“汪小姐，這邊。”
跟著那人穿過人群，上了一輛人力車。車夫拉著在街上跑，穿過外灘，穿過南京路，穿過一條又一條弄堂。廣告牌比五年前多了，汽車也比五年前多了。但空氣還是那味道——煤煙味，油煙味，海水的咸腥味。
從上海到揚州，還要坐船。在碼頭上等了兩個小時，上了一艘小火。船不大，人也不多。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，把皮箱放在腳邊。窗外是黃浦江，江水黃黃的，混著泥沙，慢慢地往東流。看了一會兒，閉上了眼睛。
船到揚州的時候，天快黑了。
碼頭上有人接。不是父親派來的人，是父親自己。汪仲和穿著灰長衫，站在碼頭邊上，手背在後。母親方蕙站在他旁邊，手帕攥在手里。汪昭下了船，拎著皮箱走過去。
“爹。娘。”
方蕙的眼淚一下就下來了。走過來，拉住汪昭的手，上上下下看了好幾遍。“瘦了。”汪昭說“沒瘦”。方蕙說“瘦了”。汪仲和沒說話，看了兒一眼，點了點頭。
“走吧，”他說，“你大哥二哥都回來了。”
家里擺了一大桌菜。紅燒，獅子頭，清炒蝦仁，湯，還有一盤汪昭小時候最吃的糖藕。大哥汪明遠從上海趕回來的，穿著西裝，頭發梳得油亮。二哥汪明誠從部隊趕回來的。他在保定軍校畢業後就下了連隊，現在在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下面，跟著隊伍東奔西走，難得回家一趟。
“小妹，”大哥笑著說，“在國有沒有人追你？”
“沒有。”
“不可能。你騙人。”
“真的沒有。”
二哥夾了一塊紅燒放在碗里。“吃。瘦了。”
方蕙在旁邊又紅了眼眶。“你一個人在外面，不知道吃了多苦。”
“沒吃苦，”汪昭說，“吃得好，住得好。”
“那你還瘦了？”
“國人不會做飯。”
全家都笑了。汪仲和端起酒杯，咳了一聲。“來，喝一杯。慶祝你回來。”
大家舉杯，了一下。汪昭喝了一口白酒，辣，嗆，咳了一下。大哥笑“不會喝了”，說“好久沒喝”。二哥又給夾了一塊糖藕。
飯吃到一半，汪仲和放下筷子，看著。
“回來以後，有什麼打算？”
汪昭想了想。“想先休息休息。”
“休息多久？”
“一個月吧。”
汪仲和點了點頭。“應該的。離開太久了。”
“休息完了呢？”大哥問。
“去南京。教育部編審，那邊已經聯系好了。”
“編教材？”
“嗯。數學教材。”
大哥看了一眼。“你一個學數學的，去編教材？”
“數學教材也是教材。”
大哥笑了。“行。你說了算。”
二哥沒說話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汪昭看著他。“二哥，你在部隊里怎麼樣？”
汪明誠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“還行。跟著隊伍跑，上個月剛從徐州調回來。”他沒有細說。家里人不問，他也不提。汪昭看著他曬黑的臉，沒再問。有些事，問了也不會說。夾了一塊紅燒放在他碗里。“吃。”汪明誠看了一眼，笑了。“你小時候也這樣，把不吃的夾給我。”汪昭說“這不是”，他說“是瘦”。大哥在旁邊：“你們倆別爭了，都給我。”三個人都笑了。方蕙在旁邊看著，眼眶又紅了。
那一個月，汪昭什麼都沒干。
早上睡到自然醒，起來去吃早茶。揚州人吃早茶，一壺茶，一籠包子，一碗干。坐在茶館里，靠著窗，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人。有人挑著擔子賣菜，有人騎著自行車按著鈴，有人蹲在路邊修鞋。吵吵嚷嚷的，但覺得親切。這是中國的街，中國的早晨，中國的味道。
吃完早茶，去瘦西湖散步。湖還是那個湖，水還是那個水。五亭橋還在，白塔還在。小時候爹帶來過，坐在橋上，腳懸在欄桿外面，晃來晃去。現在走得很慢，不急。湖邊有人釣魚，一不地坐著，像一尊雕塑。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，魚沒上鉤，走了。
下午在家看書。不是數學書，是閑書。小說，散文，什麼都看。看到困了就睡一覺。醒了就起來喝杯茶，吃兩塊點心。晚上一家人吃飯，聊聊天，說說話。
有一天，自己去了趟裁店。
不是做子，是做旗袍。挑了一塊藏青的料子，素面的，沒有花紋。裁是個老頭，戴著老花鏡，量了尺寸，說一周後來取。想了想，又挑了一塊月白的，做了一件。
取旗袍那天，站在鏡子前看了看。藏青的那件，素面，立領，盤扣，長及腳踝。轉了個，擺輕輕飄起來。老板說“好看”，笑了笑。月白的那件，更素。打算留到夏天穿。
把兩件旗袍疊好，放進柜子里。
一個月過得很快。快到覺得還沒休息夠，就要走了。
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方蕙在房里坐了很晚。母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。方蕙說“你一個人在外面，要好好吃飯”，汪昭說“嗯”。方蕙說“天冷了多穿服”，汪昭說“嗯”。方蕙說“有合適的人，別耽誤了”。汪昭沒說話。
方蕙看了一眼。“有沒有？”
“沒有。”
“真的沒有？”
“真的沒有。”
方蕙嘆了口氣，沒再問。站起來，走到門口，又回頭。“昭兒。”
“嗯？”
“不管你做什麼，娘都支持你。”
汪昭鼻子一酸。“嗯。”
門關上了。坐在床邊，沒有。那包駱駝在口袋里，沒有拿出來。在國那幾年，沒有人對說過這種話。不是佩吉不好，不是漢爾頓教授不好，是——不一樣。不一樣。說不上來哪里不一樣，但就是不一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