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的南京，終于冷了下來。不是匹茲堡那種干冷，是冷，冷到骨頭里。早上起來，窗玻璃上結了一層薄薄的霜花，汪昭用手指在上面畫了個圈，過那個圈看出去，巷子里的梧桐樹禿禿的，枝丫向灰蒙蒙的天。回被窩里，不想。湯婆子已經涼了，昨晚灌的熱水，撐不到天亮。
磨蹭了半天，還是起來了。想去裁鋪做幾件冬裝。商店里的呢子大翻來覆去就那幾個款式，看不上。在揚州的時候，母親總帶去裁店做裳，量裁，穿著才合。
沿著賢街走，拐進一條巷子。裁鋪不大，門臉舊舊的，櫥窗里掛著幾件，落了一層薄灰。一個老師傅坐在案板前，戴著老花鏡，正在裁布。聽到門響，抬起頭看了一眼。
“做裳？”
“嗯。冬裝。”
老師傅放下剪刀，站起來，從架子上拿下幾卷料子，鋪在案板上。黑的、藏青的、深灰的。汪昭了，厚實，括，是呢子的。
“有沒有別的？”
老師傅又從架子上拿下一卷深藍的。“這個呢？”
汪昭了。，厚，但不是呢子，是棉的。“這個做棉襖，”說，“在屋里穿。呢子的做大，出門穿。”
老師傅點了點頭，拿起皮尺，給量尺寸。肩寬，臂長，腰圍，長。皮尺拉得很，勒得有點不過氣。老師傅量完，在本子上記了一串數字，又把料子重新疊好，碼在案板上。
“樣子呢？有圖樣沒有？”
汪昭想了想，拿起桌上的鉛筆，在紙上畫了幾筆。畫了一件H版型的大，線條利落，直上直下，不顯腰。“這個，配一條厚呢西裝，簡潔利落，在辦公室穿方便。”
老師傅看了看，點了點頭。“這種倒是沒幾個人做，樣子時興。”
汪昭又畫了一件。領口開得大一點，腰間收了一粒扣子，下擺像A字一樣打開。
老師傅接過圖紙，看了兩眼，又看了汪昭一眼。“姑娘，你學過裁剪？”
“沒有。就是自己想的。”
老師傅沒再問，把圖紙收好，在訂單上又記了幾筆。“下周六來取。”
“好。”
出了裁鋪，沿著街走。天還是灰蒙蒙的，風不大，但冷。把圍巾往上拉了拉，手進口袋里。
想去新街口看看。來南京這些日子，還沒正經逛過。沿著中山路往南走。這條路是新修的，很寬，比南京城里其他街道寬出一大截。路中間是柏油馬路，兩邊是水泥人行道，人行道旁挖了一排樹坑，剛種下去的法桐，細細的，用木撐著，在風里輕輕晃。工人們正在路邊挖土、鋪磚，灰頭土臉的，干得熱火朝天。
在一工地旁邊站了一會兒。一個工人挑著兩筐土從面前走過，扁擔吱呀吱呀地響。另一個工人蹲在路邊砌磚，手上的泥漿糊到袖口上，也不管。想起小時候在揚州，父親帶去看鹽商們修園子，也是這樣，工人們挑土、搬磚、砌墻。不一樣的是，那時候修的是私家園林，現在修的是——想了想，新首都。
南京正在變一座新城市。路是新修的，樹是新種的，樓是新蓋的。覺得，能親眼看著一座城市“長”起來，也算沒白活。
走到新街口，路更寬了。四條大路在這里匯，形一個環形廣場。廣場還沒有完全修好，邊角堆著沙石和磚塊，幾個工人在路面上鋪瀝青，黑的，冒著熱氣，遠遠就能聞到一刺鼻的味道。廣場中間立著一桿子，上面掛著一盞燈——大概是臨時照明用的，歪歪扭扭的，看著不太穩當。汪昭站在路邊，看了一會兒。風大了，把圍巾攏了攏，轉往回走。
從新街口回來，順路去了一趟老虎灶打水。
老虎灶在巷口，是一間低矮的瓦房，灶臺砌得很大，煙囪、鍋口，樣子像只臥著的老虎。灶上架著幾口大鍋，鍋里的水咕嘟咕嘟地開著，熱氣騰騰的，白霧從門口涌出來，把整條巷子都熏得暖烘烘的。
老板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，穿著一件黑布棉襖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正用一把大木勺往灶里添水。看到提著暖水瓶過來，接過水瓶，套上鬥，舀起開水灌進去。熱氣撲了一臉，他瞇了瞇眼睛，也不躲。
“一分錢，”他說。
汪昭從口袋里出一枚銅板，放在灶臺上。老板從竹筒里出兩竹片做的“水籌”，遞給。接過來，看了一眼，放進口袋里。不是真的錢，是老虎灶自己用的籌子，一代表一瓶水。下回來打水，不用再掏錢，給籌子就行。
提著暖水瓶往回走。水瓶沉甸甸的，熱氣從瓶口冒出來，在冷空氣里凝白霧，一縷一縷的。走到宿舍樓下，到隔壁的老太太在生爐子，煙從爐膛里冒出來，嗆得人直咳嗽。老太太看到，說“汪小姐，打水了？”說“嗯”。老太太說“這天兒真冷”，說“是冷的”。
上樓，把暖水瓶放在桌上，倒了一杯熱水，捧在手心里。熱水燙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暖和。
回到南京的第二天，楊立仁來中央黨部匯報工作。
他推開楚材辦公室的門，楚材正在看文件，頭都沒抬。“坐。”
楊立仁在椅子上坐下來，把文件夾放在桌上，一抬頭，看到楚材前別著的那支鋼筆。玳瑁鑲金的，在燈下亮閃閃的。他眼睛一亮，湊過來看了兩眼，嘖嘖兩聲。“楚大，闊得很吶。瞧瞧這鋼筆，亮得我眼睛疼。”
楚材抬起頭看了他一眼，沒說話。
楊立仁歪著頭，繞著他轉了一圈，像是在看什麼稀罕件。“我這才幾天不見，可以啊楚材——”
“可以什麼？”
楊立仁笑了笑，沒接話。他坐下來，翹著，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。“哪兒來的？”
楚材沉默了一下。“汪昭送的。”
“汪小姐？”楊立仁放下茶杯，靠回椅背，角的笑意更深了。“楚材，你行啊。”
“行什麼？”
“你說行什麼。”
楚材沒理他。他低下頭，繼續看桌上的文件。但楊立仁注意到，他的耳朵紅了。
楊立仁沒再追問。他站起來，把文件夾往前推了推。“上海那邊的報告，你空看看。走了。”
走到門口，又回頭。“楚材。”
“嗯？”
“那支筆，配你。”
說完笑了笑，推門走了。
楚材坐在桌前，手了前的鋼筆。玳瑁鑲金的，貴氣，不像他會買的東西。但戴了幾天，好像也習慣了。
這幾天楚材忙得腳不沾地。
中央黨部的走廊里，電報機滴滴答答響個不停，送文件的人進進出出。楚材的辦公桌上攤著一摞文件，最上面是一份剛從上海送來的報，關于中共方面的態。他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在邊角批了幾個字，放進屜里鎖好。
下午，他又去了一趟校長辦公室。校長正在看地圖，墻上掛著一幅巨大的軍事地圖，紅藍箭頭錯縱橫。楚材站在旁邊，等了一會兒。校長轉過，看了他一眼。
“上海那邊的事，你盯著點。”
“是。”
“還有，”校長頓了頓，“那邊的人接上了？”
“接上了。還在談。”
校長點了點頭，沒再說什麼。楚材退出辦公室，輕輕帶上門。走廊里空的，腳步聲在地磚上嗒嗒地響。
他回到自己辦公室，坐下來，了太。這幾天的事太多了。談判、黨異己、上海的報網……每一件都不能出錯。
他從屜里出那包駱駝，出一，叼在里。火柴劃了一下，著了。煙霧在屋里慢慢散開。
他低頭看到前那支鋼筆，玳瑁鑲金的，在燈下微微發亮。想起汪昭。想起上次來宿舍給他煮粥的樣子——站在灶臺前，鍋鏟翻的聲音，油花開的聲音，滿廚房的青菜香。
一煙完，拿起桌上的文件，繼續看。
汪昭回到宿舍，天已經黑了。
把從上海帶回來的東西放在桌上，燒了熱水，灌了湯婆子，塞進被窩里。然後坐下來，點了一煙。
窗外的路燈亮著，小法桐在風里輕輕晃。出手，看了看指甲上那層。是周末在上海一家沙龍里做的。不是鮮紅那種扎眼的艷，也不是暗紅那種沉悶的老氣，就是剛剛好。
汪昭了棉襖準備上床窩著，進了被窩抖了一下，乖乖隆里東，噶冷啊。汪昭突然很懷念匹茲堡宿舍冬天燒的人嗓子干干的暖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