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機屏幕亮了。
是一條短信,號碼不在我通訊錄里,歸屬地顯示的是紅星村。
只有一句話:
“你媽在我這兒。”
我盯著那條短信看了五秒鐘。
然後手機又震了一下。第二條消息,同一個號碼,發來了一張照片。
照片很模糊,像是用老式手機在昏暗的環境里拍的。但即使模糊,我也能認出照片里的人——
我媽。
坐在一把木椅上,穿著那件灰的對襟褂子,手放在膝蓋上,姿勢很端正。的臉朝著鏡頭的方向,角微微上翹,像是在笑,又像只是的弧度湊巧罷了。
但我知道那不是笑。
因為的眼睛是閉著的。
不止是閉著——的上眼皮上,各著一張黃紙符。符紙上用朱砂畫著歪歪扭扭的符文,有些筆畫已經洇開了,紅得發黑。
像是有人在活著的時候,強行把的魂魄釘在了里。
或者——釘住了某個想從里出來的東西。
第三條消息跟著來了,還是那個號碼,還是紅星村。
“卦姑的兒,你來。你來了,就走。”
“地址你知道。”
“別帶外人。”
“午夜十二點,只有你能進門。”
我看完最後一條消息,手指冰涼。
窗外起了風,吹得那晾在臺上的紅繩嘩嘩作響。
我坐在床上,把那面銅鏡從床頭摘下來,攥在手心。鏡面冰涼,著我的皮,像一塊剛從井水里撈上來的冰。
銅鏡里映出我的臉。
這一次,只有我一個人。
但我看見了自己眼睛里倒映出的東西。
那是一口井。
我沒有回那條短信。
不是因為不怕,而是因為我想起了一個規矩。我媽教過我,在所有的規矩里,有一條最重要——
“半夜收到死人的消息,不要回。你回一個字,就等于在兩界之間架了一座橋。那座橋,通向的不是對方,是你自己。”
我不知道發消息的是死人還是活人。但那個號碼的歸屬地是紅星村——紅星村的基站早在三年前就拆了,整個村子只有不到二十個老人留守,年輕人都搬走了,本沒有手機信號。
沒有信號的地方,怎麼可能發出短信?
除非發消息的東西,不需要信號。
我把手機關了機,塞進枕頭底下,又把那面銅鏡重新掛回床頭。然後我關了所有的燈,躺在床上,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。
我不敢閉眼。
不是因為怕夢見什麼,而是因為我怕一閉眼,就再也醒不過來。
銅鏡在一片黑暗中靜靜地反著窗外進來的微,鏡面上那層磨砂般的霧氣已經散了,現在看起來就是一面普普通通的舊銅鏡。但我剛才親眼看見,有東西從鏡子里往外爬。
不,不是“有東西”。
是那只手。
那只灰白的、指骨的、指甲里塞滿香灰的手。
我十二歲那年,阿烏死了之後,我媽把它的尸用紅布包了扔進了葬崗。說阿烏是“”,近會奪人生氣。
但阿烏不是普通的貓。它是被王寡婦借走的。
借走阿烏,是想借它的命回來。
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——
如果阿烏是被借走的,那借它命的是王寡婦本人,還是王寡婦家里那七口人中的某一個?
如果是王寡婦本人,我媽說“媽欠他們的,總要還”是什麼意思?
我媽欠王寡婦什麼?
我翻來覆去地想這些問題,想得腦子發脹,想得太突突直跳。窗外的月從窗簾隙里進來,在地板上畫出一條細細的白線。那條白線慢慢地移,從地板上移到墻上,又從墻上移到天花板上,越來越暗,越來越淡。
天快亮了。
我撐到了天亮,撐到窗外的小鳥開始,撐到樓下早餐攤的油煙味從窗戶里飄進來。
然後我打開手機。
那條短信還在。號碼還在。照片還在。
三條消息,安安靜靜地躺在我的收件箱里,像三條盤踞在那里的蛇。
我給老周發了一條微信:“周隊,我今天請個假,有點私事。”
老周的回復來得很快,快到像是他一直在等我發消息:“回紅星村?”
我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幾秒。老周知道我一定會回去。他從把那箱舊檔案搬到我桌上的那一刻起,就知道會有今天。
“嗯。”
“路上小心。到了給我報個平安。”他又補了一句,像是猶豫了很久,“小陳,你媽的事,我多知道一點。但你記住——有些門,不是非進不可的。”
我沒有回復這條。
我把那條短信和照片截了圖,然後把手機關機,塞進口袋里。又從那個深藍的布包里取出那幾樣東西——大鐵剪子、黃紙、朱砂,一腦兒裝進背包。
那把剪子很重,掂在手里沉甸甸的,刀刃上那層暗紅的“銹跡”在晨下顯出了一種不正常的鮮艷,像是在什麼時候剛剛浸過。
我把剪子從布包里出來,握在手心。
剪子開刃的一面,映出了我的臉。
但這一次,銅鏡沒有震,鏡面沒有起霧。
什麼異常都沒有。
那把剪子安安靜靜地映著我的臉,像一把普通的、有些年頭的老件。
但我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。
我看了一會兒,忽然意識到問題出在哪里——
剪子開刃的兩面,映出的不是同一個畫面。
一面映出的是我的正臉,我穿著白T恤,頭發散著,臉很白。
另一面映出的,是一個穿碎花布子的小孩,扎著兩個小揪揪,正咧對我笑。
那件碎花布子,那個小揪揪,那張笑臉。
和我大二那年夢見的、站在井邊的那張臉,一模一樣。
——脖子上的勒痕。
也在笑。
從縣城到紅星村,二十公里山路。
這二十公里,我騎著小電驢走了將近一個小時。九月的山路上鋪滿了落葉,車碾過去發出沙沙的響聲,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車底下被碾碎。
路兩邊的樹很,到只能從樹葉的隙里下來,在地面上投下斑駁的點。那些點隨著風的吹而晃,像是無數只眼睛在眨。
我盡量不去看那些點。
路越走越窄,越走越陡,兩邊的房子越來越,偶爾在路邊看見一棟廢棄的土坯房,墻上刷的白石灰已經剝落了大半,出底下黃褐的土坯。房子的窗戶黑的,沒有窗框也沒有玻璃,遠遠看過去,像一張張張開的。
路過一片小樹林的時候,我忽然聽見了一個聲音。
不是汽車聲,不是風聲,不是樹葉聲。
是人聲。
有人在林子里說話,聲音不大,絮絮叨叨的,像是兩個人在聊天。我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,但能聽出是一男一,的聲音沙啞,男的聲音低沉。
我下意識地放慢了車速,往林子里看了一眼。
林子很深,樹木麻麻地在一起,照不進去,里面黑漆漆的,什麼都看不見。只有聲音從里面傳出來,越來越清晰,越來越大聲——
的說:“……不該來的,不該來的……”
男的說:“來了也進不去,媽把門封了……”
的說:“銅錢落地了,地府開門了,攔不住了……”
男的說:“攔不住也得攔,還小,不該走這條路……”
我的後脊背一陣發涼。
他們在說我。
在說我和我媽。
我加大電門,小電驢猛地往前一竄,胎在落葉上打了一下,差點摔出去。我穩住車把,頭也不敢回地往前沖,把那片林子甩在了後。
林子里的說話聲很快就聽不見了。
但在我拐過下一個彎的時候,我從後視鏡里瞥了一眼——
林子邊緣,站著兩個人。
一男一,都穿著灰撲撲的服,半明的在下幾乎看不見,只有兩個模糊的廓。
他們沒有腳。
不是“看不到腳”,是的下半部分是空的,像是從腰部以下就被什麼東西裁掉了,只剩下上半懸在半空中,慢慢地朝我這個方向飄。
不,不是飄。
是“擺”。
像兩條掛在風里的舊服,被風吹得左右搖晃。
我不敢再看,把後視鏡掰到一邊,盯著前面的路,一口氣沖到了紅星村的村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