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紅星村回來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。
夢里我站在一間電影院里，銀幕上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片麻麻的雪花，沙沙沙地響。放映廳里的燈全亮著，慘白的照在空的紅座椅上，座椅的扶手上有黏糊糊的東西，暗紅的，像是沒干凈的可樂，又像是別的什麼。
放映廳的出口亮著綠的“安全出口”標志，我朝那個方向走過去，推開門，門外不是走廊，是一片小樹林。
月很亮，亮得不正常，像是有人在天上掛了一盞巨大的日燈。每一棵樹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樹皮上的紋路、樹枝的分叉、樹葉的脈絡，一切都過于清晰了，清晰到像是有人在用最細的筆畫出來的一幅畫。
樹林中間有一條土路，彎彎曲曲的，通向深。我沿著那條路往前走，走了一會兒，聽見了一個聲音。
不是風吹樹葉的聲音，不是蟲鳴鳥的聲音。
是唱戲的聲音。
咿咿呀呀的，拖得很長，像一細細的線在夜空中飄。唱的是什麼我聽不清，但那調子很老，老到像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，每一個音節都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凄涼。
我循著聲音往前走，走到一片空地。空地上沒有樹，只有一座破敗的戲臺。戲臺的木頭已經發黑發朽，臺面上的木板缺了好幾塊，出下面黑漆漆的空。戲臺的頂棚塌了一半，殘存的木雕在月下投下奇怪的影子，像無數只向天空的手。
戲臺上站著一個人。
不，不是站著——是在走臺步。
他穿著一件褪了的戲服，的，上面繡著已經看不清圖案的花紋。臉上畫著濃重的戲妝，白打底，胭脂紅從眼角一直暈染到顴骨，眉心的那一點朱紅在月下格外刺目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踩在戲臺腐朽的木板上，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響。水袖甩出去，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，又收回來，像一只白的蝴蝶在月下撲棱翅膀。
他在唱。
沒有伴奏，沒有觀眾，只有一個破敗的戲臺和一片安靜的樹林。他的聲音不大，但在那片寂靜中格外清晰，每一個字都像是從井底撈上來的，帶著水汽和寒意。
“……奴本將門之後，奈何淪落風塵……”
他唱的是《蘇三起解》。
一個男旦。
一個死在這座戲臺上的男旦。
我站在那里，看著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臺步，一遍又一遍地唱同一段戲。他的作越來越慢，聲音越來越輕，像是力氣在一點一點地耗盡，又像是被困在一個永遠醒不來的夢里，反復做著同一件事，走不出去。
他忽然停了下來。
水袖落在地上，他的頭慢慢地轉過來，那張畫著濃妝的臉對準了我的方向。白底下的眼睛是黑的，瞳孔散開，像兩顆被水泡過的黑豆，沒有焦點，但我知道他在看我。
他的了，說了一句不是唱詞的話。
“你也是來看戲的嗎？”
我猛地睜開眼睛。
天花板上那只“手掌”形狀的水漬還在那里。窗外的天還沒亮，月從窗簾隙里進來，在地上畫出一道細細的白線。蘇晚在我旁邊睡得很沉，呼吸均勻，一只手還攥著我的角。
我躺在那里，心臟跳得很快，但腦子里很清醒。
那個戲子。
那座戲臺。
那片樹林。
電影院旁邊的那片小樹林，在很多年前，不是一個電影院，是一座戲臺。我小時候聽我媽說過，紅星村和縣城之間有一條古道，古道邊上有一座老戲臺，民國時候建的，每逢年節都有戲班子來唱戲。後來戲臺荒了，拆了，在原地建了電影院。再後來電影院也關了，只剩下一片沒人打理的綠化帶，種了幾排樹，就了今天的“小樹林”。
但有些東西，拆不掉。
那個戲子，死在了那座戲臺上。死因沒有人知道——也許是唱戲唱到一半倒在了臺上，也許是被人害了丟在了臺底下，也許是不了梨園行的苦自己了斷了。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，沒有人記得他唱了什麼戲，甚至沒有人記得有過這樣一個戲子。
但他沒有走。
他還在那座戲臺上，走臺步，甩水袖，唱《蘇三起解》。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從戲臺還在的時候唱到戲臺被拆，從戲臺被拆唱到電影院建起來，從電影院建起來唱到電影院關門。他唱了不知道多年，觀眾從滿座唱到空無一人，從空無一人唱到連戲臺都沒有了。
他還在唱。
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。
或者說，他知道，但他不想走。戲臺是他唯一站得住的地方，戲是他唯一會說的話。離開了戲臺，他什麼都不是；不唱戲，他連聲音都沒有。
那座戲臺拆掉之後，他在那片土地上畫了一個圈。不是故意畫的，是他的執念在土地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跡，像一張老唱片上的劃痕，唱針走到那里就跳不出去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同一段旋律。
那個圈，就是鬼打墻。
所有走進那片樹林的人，都會走進他的圈。不是樹在，不是路在繞，是那片土地被一個死去了很多年的戲子的執念困住了，變了一個閉環。
走進去的人，會聽到他的戲。
會看到他的影子。
會走進他畫的那個圈里，陪他演一出沒有觀眾的戲。
有的人走出來，有的人走不出來。
走不出來的，就了他新的觀眾。
永遠坐在那個空的觀眾席上，聽他唱同一段戲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自己也忘記了自己是誰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沒有去上班，而是給老周打了個電話。
“老周，三年前那個失蹤案，周浩，你還記得嗎？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
“你怎麼突然問這個？”
“我昨晚做了一個夢。”我頓了一下，“夢見了一個唱戲的。”
電話那頭又是幾秒鐘的沉默。老周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，聲音得很低：“你來局里，我跟你細說。”
我到公安局的時候，老周已經在檔案室等著了。桌上擺著那個牛皮紙袋，編號X-117，封面上著一張照片——一個小男孩，圓臉，嬰兒，鼻梁上有一顆小痣。穿著藍的薄外套，對著鏡頭笑得很開心。
“這個案子是我經手的。”老周點了一煙，吸了一口，煙霧從他鼻子和角同時冒出來，模糊了他臉上那道舊刀疤。“三年前的暑假，七月十五號，晚上八點多，周浩跟他姐姐周婷去電影院看電影。散場的時候是晚上十點半，從電影院出來，要經過旁邊那片小樹林才能到大路上。”
老周彈了彈煙灰，聲音沉了下去。
“周婷後來跟我們說，和弟弟走進樹林之後，走了很久都走不出去。說那天晚上樹林里有人唱戲。”
“唱戲？”我明知故問。
“對，唱戲。說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在唱什麼‘蘇三離了洪縣’，調子拖得很長很長，像有人在哭。問弟弟有沒有聽到，弟弟說聽到了，說唱戲的人在那邊，然後拉著往聲音的方向走。”老周把煙掐滅在煙灰缸里，“周婷說不想往那個方向走，但弟弟一直說‘姐姐你看，那邊有’，抬頭看的時候，真的看到了一點。”
“什麼？”
“戲臺上的。說前面的樹林里忽然亮了起來，像是有人點了一排燈，燈底下是一座戲臺，戲臺上站著一個人，穿著的戲服，臉上畫著妝，正在唱戲。弟弟松開的手，朝那座戲臺跑過去，追了幾步，摔了一跤，爬起來的時候，弟弟不見了。戲臺不見了，燈也不見了，樹林里黑漆漆的，什麼都沒有。”
老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，結上下滾了一下。
“在樹林里找了很久，最後不知道怎麼就走出來了，攔了一輛出租車回家。到家才發現弟弟沒有跟回來。父母當晚就報了警，我們組織了搜救隊，把整片樹林翻了個底朝天，連個腳印都沒找到。”
“那片小樹林，以前是不是一座戲臺？”我問。
老周看了我一眼，目里有種說不清的東西。
“你知道？”
“我媽提過。民國時候的戲臺，後來拆了建了電影院。”
“對。”老周點了點頭，“我查過縣志。那座戲臺是民國十八年建的，‘永樂臺’，據說是當時縣城最氣派的戲臺。每年正月十五、端午、中秋都有戲班子來唱戲，有時候一唱就是三天三夜。後來抗戰發，戲臺就荒了。抗戰勝利後有人重修過，但沒過幾年又荒了。五八年大煉鋼鐵的時候，戲臺的木料被人拆去燒了，只剩下一片空地和幾柱子。再後來八十年代建電影院，就把剩下的東西全推平了。”
“那個唱戲的呢？”
老周沉默了一會兒。
“縣志上沒有記載。但我聽一個老人說過，民國三十六年，有一個戲班子來永樂臺唱戲，班子里有一個男旦，唱得特別好，每次登臺都座無虛席。那一年的中秋夜，他唱的是《貴妃醉酒》，唱到一半的時候，忽然倒在了臺上。人們把他抬下臺，請了大夫來看，說是心疾，當場就斷了氣。戲班子的人把他埋在了戲臺後面的荒地里，連塊碑都沒有立。”
“後來呢？”
“後來就沒有後來了。戲班子走了，那個男旦就埋在那里，沒有人來上過墳，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。再後來戲臺拆了，電影院建起來了，那片荒地變了綠化帶，種了樹，鋪了路，誰也不知道地底下埋著一個人。”
老周把茶杯放下，看著我。
“小陳，你媽活著的時候，跟我提過這個地方。說那片地氣重，不是因為底下埋了死人，而是因為那個死人不知道自己死了。他還在等觀眾。每走進去一個人，他就以為是來看他唱戲的。他會在那些人面前亮燈，搭臺，開嗓，唱他最拿手的戲。有的人被嚇跑了，有的人迷了路，有的人——”
“有的人留下了。”我說。
老周沒有說話，但他的沉默就是答案。
“周浩呢？”我問，“他還留在那里嗎？”
老周從屜里拿出一個證袋，里面裝著一只藍的兒運鞋，鞋碼是32，鞋面上沾滿了干涸的泥。
“這是我們在那片樹林里找到的唯一一樣東西。他媽媽確認過，是周浩失蹤那天穿的鞋。只有一只。另一只鞋和他的鞋的主人一樣，不見了。”
我盯著那只鞋看了很久，腦子里反復回放著昨晚夢里的那個畫面——戲臺上畫著濃妝的男旦，一遍一遍地走臺步，一遍一遍地唱《蘇三起解》。他在等觀眾，他在等人來看他唱戲，他等了幾十年，等到的觀眾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在他的圈里。
周浩不是走丟了。
他是走進了那座已經不存在的戲臺，坐在了那個已經不存在的觀眾席上，聽一個已經死了幾十年的男旦唱戲。
他坐下來的時候，就再也站不起來了。
因為那個男旦不讓他走。
他是他的觀眾。
觀眾走了，戲就沒人看了。
一個沒有人看的戲子，還算什麼戲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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