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後,我再去那片樹林的時候,帶上了三樣東西——銅鏡、銅錢、一桶從超市買的焦糖味米花。
時間是晚上八點,和周浩失蹤那天晚上的時間差不多。電影院的招牌在暮中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廓,停車場上停著幾輛落滿灰塵的廢棄汽車。我站在樹林邊上,把那三枚銅錢握在手心,銅錢發燙,像三塊剛從火里撿出來的炭。
我走進去了。
第一步踩上水泥小路的時候,空氣變涼了。不是那種風吹過來的涼,是那種從地面往上冒的、像站在井口邊的涼。我呼出的白氣在手機手電筒的柱里清晰可見,而現在是九月,夜里的溫度還有二十度,不該有白氣。
第二步,我聽到了那個聲音。
咿咿呀呀的,拖得很長很長,像一細細的線在夜空中飄。這一次我聽清了唱詞。
“蘇三離了洪縣,將來在大街前。未曾開言我心慘,過往的君子聽我言——”
是《蘇三起解》。
聲音不大,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,像有人站在我面前唱。那聲音不刺耳,甚至可以說很好聽,好聽到讓人想停下來聽一會兒,好聽到讓人忘記自己是來做什麼的。
第三步,我看到了。
不是手電筒的,是從樹林深出來的、黃黃的、暖暖的,像煤油燈,又像蠟燭,一明一滅的,在樹與樹之間搖晃。越來越亮,從黃變金黃,從金黃變白晝一樣的亮。
底下,是一座戲臺。
木頭做的,很舊,但很干凈。臺面上的木板磨得發亮,像被人踩了幾十年。頂棚上的木雕雖然殘缺,但在燈下依然能看出當年的——龍呈祥,福祿壽喜,每一刀都刻得很深很深,像是刻木頭的人把自己的命也刻進去了。
戲臺上站著一個人。
的戲服,臉上的妝畫得很仔細,白底,胭脂紅,眉心的朱砂痣。他站在那里,水袖垂在兩側,像一雙收攏的翅膀。他沒有唱,沒有,就那麼站著,看著我的方向。
他的眼睛是黑的,瞳孔散開,沒有焦點。
但我知道他在看我。
因為他的了。
不是唱戲的那種,是說話的,很慢很慢,一字一頓。
“你也是來看戲的嗎?”
和周浩失蹤那天晚上,他說的是同一句話。和每一個走進這片樹林的人,他說的都是同一句話。
他是戲子。他只會用戲子的方式跟人打招呼。
“不是。”我說,“我是來接人的。”
那個男旦沉默了。
燈暗了一下,又亮了起來。
“接誰?”他的聲音很輕,像風吹過琴弦。
“一個男孩。七歲,穿著藍外套,鼻梁上有一顆痣。他坐在第一排,正中間,手里捧著一桶焦糖米花。你把他留在這里三年了。他該回家了。”
戲臺上的燈劇烈地晃起來,那個男旦的也開始晃,像有什麼東西在他的里掙扎。他的水袖甩了起來,不是唱戲的那種甩法,是胡地、拼命地甩,像一個人在驅趕什麼。
“他——他是來看我唱戲的。”他的聲音變了,不再平靜,不再從容,而是一種近乎乞求的、卑微的、讓人心疼的聲音,“他是來看我唱戲的。他每次都來,每次都坐第一排,每次都買焦糖米花。他我‘叔叔’。他——他是唯一一個我‘叔叔’的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說,“但他是別人的兒子,別人的弟弟。他媽媽還在等他回家,他姐姐為了找他,病了一年,死在了自己家里,手里還攥著他最吃的米花。你知道他姐姐死的時候說的是什麼嗎?說‘浩浩,姐姐在這里,你快回來’。”
戲臺上的燈幾乎滅了,只剩下一微弱的,像一盞快要燃盡的油燈。
那個男旦的雙肩在抖。那張畫著濃妝的臉上,白底下,有什麼東西在往下淌。
不是胭脂,不是油彩。
是眼淚。
一個死了幾十年的戲子,在聽說那個男孩的姐姐已經死了之後,哭了。
“我不知道——”他的聲音在發抖,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嚨里出來的,“我不知道他姐姐——我不知道他媽媽——我只是——”
“你只是不想一個人。”我說。
戲臺上的燈滅了。
黑暗。
絕對的、濃稠的、像墨一樣的黑暗。
幾秒鐘後,燈又亮了,但不是之前那種黃黃的、暖暖的,而是一種很弱的、青白的,像月過厚厚的雲層。
戲臺上多了一個人。
小小的,穿著藍的薄外套,坐在戲臺邊緣,兩條懸在空中晃來晃去。手里捧著一桶米花,金黃的,焦糖在燈下亮晶晶的。
周浩。
他抬起頭,看著我。他的臉是正常的,不是灰白的半明,不是沒有五的模糊廓,就是一張普普通通的小男孩的臉,圓圓的,有點嬰兒,鼻梁上有一顆小痣。他的眼睛是亮的,有焦點的,和夢里那雙沒有焦點的眼睛完全不一樣。
“姐姐,”他說,“你不是我姐姐。”
“對,我不是你姐姐。你姐姐不在了。我是替來接你的。”
“我姐姐怎麼了?”
“病了。病了很久。一直在找你,找了你兩年,沒有找到。很累,很累,累到走不了。走之前,手里攥著一顆米花,焦糖味的,是你最吃的那種。”
周浩低下頭,看著手里的米花桶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說。
“你知道?”
“叔叔告訴我的。”周浩轉頭看向戲臺中央站著的那個男旦。男旦站在那里,水袖垂在兩側,一不,像一尊雕像。“叔叔說,我姐姐來找過我。那天晚上也走進來了,也聽到了叔叔唱戲,也看到了戲臺的燈。但摔了一跤,爬起來的時候,找不到我了。叔叔說哭了很久,後來自己走出去了。叔叔說走的時候,手里攥著一顆米花。”
“你姐姐死了。”我說。
周浩沉默了很久。他把一顆米花塞進里,嚼了幾下,咽了下去。
“那我能見到嗎?”
“能。但你不能在這兒見到。你要走出去,走到走的那條路上,沿著那條路一直走,就能找到。在那條路上等你,等了你很久了。”
周浩從戲臺邊緣跳下來,站在地上。他的腳踩在泥土上,發出輕微的沙沙聲。他轉看著那個男旦。
“叔叔,我要走了。”
男旦沒有。
“叔叔,謝謝你教我唱戲。謝謝你讓我坐第一排。謝謝你每次我來都給我亮燈。謝謝你記得我吃焦糖米花。謝謝你——”小男孩的聲音哽了一下,“謝謝你做我的朋友。”
男旦的水袖了一下。只有一下,像一只手在黑暗中索著出來,想要抓住什麼,又了回去。
“叔叔,你也走吧。”周浩說,“這里沒有戲臺了。戲臺早就拆了,你不知道嗎?你現在站的地方不是戲臺,是水泥地。你踩了幾十年的水泥地了,你不覺得嗎?”
男旦低頭看著腳下。
他的腳踩著的,不是戲臺那磨得發亮的木板,而是糙的、灰白的水泥地面。幾十年前,推土機把戲臺推平了,水泥車開進來,在戲臺的地基上澆了厚厚一層水泥,抹平,,晾干。然後有人在水泥地上種了樹,鋪了路,蓋了電影院。
他站了幾十年的地方,早就不存在了。
他一直站在一塊水泥地上,穿著戲服,畫著濃妝,唱著一出沒有人聽的戲。
他不知道。
也許他知道,但不想知道。
因為知道了,就沒有站的地方了。
“叔叔,”周浩說,“你可以來我家。我家有電視,電視里也有人唱戲,你不用化妝,不用穿戲服,坐在沙發上就能看。我媽媽做飯很好吃,我姐姐不喜歡吃焦糖米花,把焦糖的全都給我。你來了,焦糖的我們一人一半。”
男旦的水袖又了一下。
這一次,那只手了出來,從寬大的水袖里出來,蒼白,瘦削,骨節分明。那只手朝著周浩的方向過去,到一半,停住了。
懸在半空中。
像一個不敢孩子臉龐的父親。
周浩沒有猶豫。他出手,握住了那只蒼白的手。
一大一小,兩只手握在一起。
戲臺上的燈亮了一下,然後徹底滅了。
但不是那種突然熄滅的滅,而是慢慢地、一點一點地暗下去,像一盞油燈燃盡了最後一點油,火焰一個小點,小點變一點紅,紅閃了最後一下,然後歸于黑暗。
月重新落了下來。
樹林還是那片樹林,樹是樹,路是路,一切都沒有變。但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。
空氣不再發涼了。
我能聽到聲音了。風吹樹葉的沙沙聲,遠馬路上的汽車聲,草叢里的蟲鳴聲——所有的聲音都回來了,像一條被堵了很久的河流突然通了。
水泥小路上,站著一個穿戲服的男人,和一個穿藍外套的小男孩。手牽著手,像一對父子。
那個男人的臉上,濃妝一點一點地褪去。白掉了,胭脂掉了,眉心的朱砂痣淡了,淡了,淡到看不見了。妝底下是一張很普通的臉,四十來歲,眼角有皺紋,很薄,下上有一顆痣。
一個普通的、被忘了大半輩子的、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男人。
他看了我一眼,點了點頭,然後牽著周浩的手,沿著那條水泥小路,慢慢地往前走。
走得很慢,像在戲臺上走臺步,每一步都踩得很穩,很重,像是要把每一步都刻進地里,證明自己來過。
他們走到樹林邊上的時候,周浩回過頭來,對我笑了笑。
“姐姐,幫我跟我媽媽說一聲,我不是故意不回家的。我迷路了,走了好久都走不出去。”
他舉起手里那桶米花,沖我晃了晃。
“焦糖的,給你留一顆。”
然後他轉回頭,跟著那個穿戲服的男人,消失在了樹林的邊緣。
月灑在那條水泥小路上,空空的,什麼都沒有。
但地上有一小攤金黃的東西,像碎了的糖,又像碎了的星星。
我走過去,蹲下來,撿起了一顆米花。
焦糖的。
還帶著一點余溫。
我的口袋里,趙磊給我的那顆米花忽然不涼了。我把它掏出來,和剛剛撿起的這顆放在一起。兩顆米花,一顆舊得發白,一顆還帶著余溫。
趙磊那顆米花上面的白霜氣,在接到新鮮的空氣之後,開始一點一點地褪去。發白的表面慢慢變得明,明下面出了焦糖本來的——金黃的,琥珀一樣的,甜的。
它在醒來。
那個小孩在離開之前,最後看了一眼趙磊放米花的口袋。他不是提醒趙磊別忘了給自己買——他是把自己一直在等的那顆,留給了趙磊。
他讓趙磊替他保管了這麼久。
現在,趙磊可以把它放下了。
我從樹林里走出來的時候,大路上的路燈已經亮了。一輛出租車從我面前開過去,尾燈拖出兩道紅的帶。遠縣城的萬家燈火在夜中閃爍,溫暖而明亮。
我站在路邊,把兩顆米花都裝進口袋,和那三枚銅錢放在一起。
手機震了一下。是趙磊發來的消息。
“我剛才睡了一會兒,又夢到他了。但他這次沒有坐在戲臺下面。他站在一條很亮的路上,牽著一個穿服的人的手,回過頭來對我笑了一下,然後走了。”
三分鐘後,他又發了一條,只有五個字。
“我夢到了。”
第二天上班,我把X-117號卷宗重新歸檔,在備注欄里加了一行字——“建議永久封存,不再重啟調查。當事人已找到。”
老周看到這行字的時候,看了我一眼,什麼也沒問,拿起紅筆在那行字下面劃了一條橫線,簽了自己的名字。
“那個小子,”他頓了一下,“是不是還在那片樹林里?”
“不在了。”我說。
“那個唱戲的呢?”
我沉默了一會兒。
“也不在了。”
老周點了點頭,把卷宗鎖進了柜子最底層。
他轉過來,看了我一眼,了一下,像想說什麼,但最終什麼都沒說。他從口袋里出一煙點上,煙霧在兩個人之間散開,模糊了他的臉。
“小陳,”他終于開了口,“你跟你媽,越來越像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沒有我媽的本事。”
“本事不重要。”老周彈了彈煙灰,“你媽當年也是從這樣的小事做起的。幫一個迷路的鬼找到路,幫一個走丟的孩子找到家,幫一個死了幾十年的戲子卸掉臉上的妝,讓他知道自己是誰,從哪里來,要到哪里去。這些事不大,但每一件都要人去做。你媽做了幾十年,現在到你了。”
老周把煙掐滅在煙灰缸里,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你媽會為你驕傲的。”
他走了。
辦公室的日燈嗡嗡地響,照在那排鐵皮柜子上,照在桌上那摞還沒整理完的檔案上,照在手里那三枚銅錢上。銅錢安安靜靜的,不燙了,也不涼了,溫溫的,像被人剛剛握過。
我把銅錢收進口袋,到了那兩顆米花。一顆是趙磊替我保管的,一顆是我親手撿起來的。兩顆都邦邦的,像琥珀,像星星,像那個七歲孩子最後一點善意。
我把它們放在一起。一顆是過去,一顆是現在。
我忽然想到,也許有一天,還會有第三顆。來自某個我不知道的地方,某個我不認識的人,某個正在迷路的小孩,某個正在等待的孤魂。
到那時候,我會把這第三顆也放進口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