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二十八，這一年即將結束。
霍家老宅比平日熱鬧許多，院子里停了幾輛掛著軍牌和特殊通行證的車輛。今天是小叔霍崢從西北軍區回京述職的日子，按照霍家的規矩，只要人在北京，年關前的這次家庭聚會是必須參加的。
霍硯禮到的時候，前廳已經聚了不人。大伯一家、二伯一家都到了，孩子們在院子里追逐打鬧，大人們坐在廳里喝茶說話。暖氣開得很足，空氣里彌漫著茶香、點心的甜香，還有大家族聚會特有的那種喧鬧又客套的氛圍。
霍硯禮剛下大遞給傭人，就聽見院子里傳來沉穩的腳步聲。
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看向門口。
霍崢穿著一筆的陸軍常服，肩章上的兩杠三星在燈下泛著冷的澤。他三十六歲，比霍硯禮大六歲，材拔，皮是常年野外訓練曬出的古銅，五廓比霍硯禮更朗，眉骨有一道淺淺的舊疤，不說話的時候，整個人著一肅殺之氣。
特種部隊出，後來調到某個涉部門，常年在外執行任務，一年回不了幾次家——這是霍崢的標簽。在霍家這一代里，他是最特殊的一個，走了和父輩、兄弟們完全不同的路。
“小叔。”霍硯禮上前打招呼。
霍崢點點頭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力道不小：“又結實了。”
兩人一起走進前廳。長輩們紛紛圍上來，詢問霍崢在部隊的況，什麼時候能調回北京，個人問題解決了沒有——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。霍崢回答得很簡短，大多數時候只是點頭或搖頭，偶爾說幾句“還好”“不急”，語氣平淡，但帶著軍人特有的那種不容置疑。
霍硯禮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著小叔被眾人圍著。他從小和霍崢關系就不算特別親近——年齡差是一個原因，更重要的是格和人生軌跡的差異。霍崢十八歲就進了軍校，之後常年不在家，而霍硯禮走的是典型的家族繼承人路線：名校，留學，回國接班。
但霍硯禮一直記得，小時候有一次他被幾個大院里的孩子欺負，是霍崢——當時也就十五六歲——一個人把那幾個比他大的孩子全打趴下了，然後背著他回家，一路沉默，只在最後說了句：“以後誰欺負你，告訴我。”
那是為數不多的、屬于叔侄之間的溫時刻。
晚宴開始前，霍崢終于從長輩們的包圍中，走到霍硯禮邊坐下。傭人端來茶，他接過，喝了一大口，然後看向霍硯禮：“聽說你結婚了？”
霍硯禮正在看手機上的工作郵件，聞言手指頓了頓，抬起頭：“嗯。兩年了。”
“宋知意。”霍崢說出這個名字，語氣很平淡，像是在說一個普通的名字。
但霍硯禮敏銳地捕捉到，小叔在說這三個字的時候，眼神有極其細微的變化——不是好奇，不是探究，而是一種……似曾相識的確認。
“你認識？”霍硯禮放下手機。
霍崢沒有立刻回答。他端起茶杯，又喝了一口，目投向窗外院子里禿禿的槐樹枝椏。冬日的黃昏來得早，天已經暗了下來，院子里的燈還沒開，那些枝椏在暮中像一幅水墨畫的留白。
“去年秋天，在敘利亞。”霍崢終于開口，聲音比剛才低沉了些，“執行一次聯合撤僑任務。在外部工作組里。”
霍硯禮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。他想起了之前爺爺說過的那些零散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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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。”他應了一聲，語氣盡量保持平靜，“聽爺爺提過，在那邊工作過。”
霍崢轉過頭，看著他：“不只是‘工作’那麼簡單。”
廳里的其他人還在聊天，聲音嘈雜，但霍硯禮覺得那些聲音忽然遠了。他和小叔之間，仿佛隔出了一個獨立的、安靜的空間。
“那次任務很棘手。”霍崢繼續說，語氣像是在做任務簡報，冷靜，客觀，“我們要撤出一個被圍困的工業區，里面有十七名中方工程師和技工人，還有他們的九名當地雇員。對方武裝組織控制了所有進出通道，要求用資換人。”
“常規談判已經進行了兩天，沒進展。第三天，他們的條件變了——要求聯合國或中立國外到場擔保，才肯放人。說是怕我們撤僑後，位置暴，會遭到空襲。”
霍崢停頓了一下，目變得深遠，像是回到了那個硝煙彌漫的現場。
“當時聯合國的人趕不過來，最近的中立國外在兩百公里外。時間不等人，因為報顯示，對方部有分歧，強派可能隨時改變主意。”他看向霍硯禮，“外部工作組里，當時有五個人。四個男同志，一個同志——就是宋知意。”
霍硯禮的手指無意識地握了茶杯。茶水已經涼了，杯壁傳來的寒意順著指尖蔓延。
“主提出去。”霍崢的聲音很平，“說會阿拉伯語，了解當地部落習俗，而且……是的。”
“的怎麼了？”霍硯禮口而出。
“在那種環境下，有時候反而更容易獲得對話機會——只要足夠勇敢，足夠聰明。”霍崢解釋，“對方雖然強，但還遵循一些古老的部落規矩，比如不輕易對武，尤其是表明中立份的外人員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雙手握放在膝蓋上：“我們當時反對。太危險。但很堅持。說那些工人已經困了四天，有人傷，有人有慢病，不能再等。”
霍硯禮的呼吸滯了一下。
“後來呢？”他聽到自己問，聲音有些干。
“後來去了。”霍崢說，“一個人，帶了一個當地翻譯——那個翻譯還是個學生，嚇得直發抖。穿著防彈背心，舉著中國國旗和工作證，走到對方的檢查站。我們的人在後方監聽，準備隨時強攻。”
“說了二十分鐘。”霍崢的語速慢了下來，像是在回憶每一個細節，“先是表明份，強調中立和人道主義立場。然後逐一列出被困人員的份——不是名單，是信息：誰有糖尿病需要胰島素，誰家里有剛出生的孩子，誰的母親上周剛去世需要回家……不知道從哪里了解到這些，可能是之前和工人們聊天時記下的。”
霍硯禮想象著那個畫面：戰火紛飛的背景，一個穿著白襯衫（雖然外面套著防彈背心）的中國人，用流利的阿拉伯語，平靜地講述著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。
“最後，”霍崢繼續說，“提出了一個換條件：放人，中方提供雙倍的人道主義資，并且……安排醫療隊給當地平民義診，特別是婦和兒。還特意提到，知道對方指揮的母親有風病，中方醫療隊有專家可以治療。”
霍崢頓了頓，看向霍硯禮：“你知道怎麼知道對方母親生病的嗎？”
霍硯禮搖頭。
“是之前做社區調研時，從一個老那里聽說的。那個老和指揮的母親是舊識。記住了。”霍崢的語氣里，第一次出現了明顯的緒——是敬佩，“不是臨時抱佛腳，是在之前的工作中，就默默收集了這些可能永遠用不上、也可能關鍵時刻救命的信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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廳里的燈突然全亮了，傭人開始布置餐桌。喧鬧聲又近了。
霍崢站起，拍了拍上不存在的灰塵，然後低頭看著還坐著的霍硯禮，說了句話。
聲音不大，但在霍硯禮聽來，卻像驚雷。
“硯禮，”霍崢說，“你配不上。”
說完，他轉走向餐廳，留下霍硯禮一個人坐在原地。
配不上？
霍硯禮幾乎要笑出聲來。他覺得荒謬。他是霍硯禮，霍家這一代的掌舵者，京圈里人人敬畏的太子爺，手握千億商業帝國，見過的人、經過的事、做出的決策，哪一樣不是常人難以企及的？
宋知意是什麼？一個外部翻譯，一個家世普通的人，一個……為了完外公愿才嫁進霍家的人。
他配不上？
霍硯禮嗤之以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