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母親就是妾室，一輩子的苦痛太深，我不想你重蹈覆轍。”
李叔同將自己母親的一生悲劇命運含淚告訴了淑子，他想讓明白：做中國男人的妾室，幾乎等同于犧牲。可淑子的回答讓李叔同再也不能抗拒，說：
“我和你的苦命的母親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你的母親為姨太太是心里不愿的，而我呢？我恰恰相反，我是因為你這個人，才甘心做姨太太。我不會后悔，我選擇了這種，就甘心為這種承擔一切苦難和痛苦。”
李叔同和淑子就這樣結合了，他們舉行了日本式的婚禮，這次結婚，他會到了初婚時沒能會到的溫存。婚后，淑子對自己的順從、溫，也是他在俞蓉那兒未曾會過的。
留學5年歸國時，李叔同帶上了淑子，可他并未想好如何將介紹給原配俞蓉，他甚至連將帶到天津李家的勇氣，都還未積攢夠。
李叔同為淑子畫的素描
李叔同再歸國時，已是1911年早春2月，此時的中國已發生巨變，李家也已家道中落。將淑子安頓在上海后，他回到了老家天津。
盼了5年才盼回丈夫的俞蓉欣喜若狂，看著已長大的一雙兒子，李叔同也到了短暫的幸福。他發現俞蓉已生了些許白發，的面容比同齡子要老了很多，他不用問也知道：這五年，為了讓他安心求學，付出了太多。
最讓李叔同到欣的是：兩個兒子的學習都抓得很好，他們聰慧且好學。這一切，當然都是俞蓉的功勞。
回到天津后的李叔同一直在勤懇地執教，他也經常在糧店后街60號的李宅接待學生和友人。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軌，可俞蓉卻憑著人的第六覺得：有哪里不對。
俞蓉的覺并非憑空而來，發現丈夫將一張日本子的🍑畫掛在了家里，并不知道：畫上的子，竟是丈夫娶的日本妾室。俞蓉每次看到那幅畫都異常反，怎會想到：這是丈夫在試探自己。
Advertisement
李叔同曾數次主和提及他接的日本人，可每次他剛開口，俞蓉就會板起臉，不客氣地打斷他說：“我討厭的就是那著屁的日本人。”
如此一來，李叔同想要和妻子坦白，已是不可能。俞蓉的嫉惡如仇，讓不可能容得下日本人。在眼里，中國子是婉約、貞潔，日本人是放浪，二者豈可相提并論。
李叔同終究不甘心留在天津，他對妻子俞蓉說：自己在天津暫時很難謀到合適的職位，只能先去上海。俞蓉對此很震驚，再次落淚了，懼怕眼淚的李叔同忙轉過頭不再看。良久的沉默后，俞蓉嘆著氣哭道：
“既然你一定要去，那就快去快回吧！兩個孩子沒有你教，靠我一個沒有多文化的婦人，也不是事。將來如果你要在上海久住，我和孩子們也許再到上海去。但我仍然想在天津，南方的氣候我不習慣。”
李叔同認真聽完后，心里覺到一種說不出的難，他哽咽著道：
“放心吧，蓉兒，只要我從日本回來，我是不能不回天津的。”
俞蓉對丈夫的話深信不疑，并不知道：他這一去后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。
1913年秋天，李叔同又來到了杭州，并先后在好友楊白民主持的城東子學校“藝科”、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執教。期間，他還為了實現抱負做了《太平洋報》的編輯，這家進步刊被當局查封后，他只得將全部心力放到教學上了。
李叔同選擇杭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：這里離淑子所住的上海較近，他可以經常回去和團聚。隨著事的越來越多，小夫妻也是聚離多。淑子是個知識，很想去診所或者醫院做醫師或者護士，可李叔同卻執意不肯。
李叔同不僅不讓日本妻子工作，連基本的社，他也是排斥的，因為他在國的名氣已越來越大，他尤其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有妾室的事實。畢竟，那時的中國已是提倡一夫一妻制的民國。
Advertisement
1918年，即李叔同和俞蓉再度分別5年后，李叔同突然地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了。出家前，他將部分家產給了日本妻淑子，并叮囑“回日本”，他還說“你有技能，不用擔心生活”。
李叔同出家時，沒有對俞蓉做任何代，他甚至沒有專門給寫信說明一切。對于俞蓉而言，丈夫出家的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靂，因為無法接，竟當場氣得昏了過去。再度醒來時，同樣氣憤的兄長李文熙苦勸前往杭州“勸夫還俗”，可傷心絕的俞蓉卻只說：“你不要管了”。
俞蓉心里太苦了，想不明白：他究竟為何要出家。此后的無數個日夜里，都整夜不能寐。若非有孩子在，以的固執和倔強，真有可能“了結了自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