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過一段時間治療,堂伯前列腺炎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。他是個爽朗之人,大手一揮,要在鎮上最好的“聚賢樓”宴請我們全家和鎮上的親友。
那天,我被一桌子老頭老太太們夾在中間,他們喝了酒之后,講起話來活像二百只公和鴨子嚷嚷吵吵,一頓飯從中午直接吃到了下午兩點半。
從此,我“藥到病除”的譽也被大肆宣揚了出去。這樣幾年下來,鎮上幾十戶人家,除了老李頭的兒子本就在北京當醫生外,沒有哪家沒來找過我。
農村的確存在看病難的問題。醫院有個人,對他們來說,關于病能問得仔細一些,每分錢花得明白一點,不至于心里打鼓,也是能夠理解的。不過,醫生也要守規則,該排隊的,照樣要排隊。
最怕的是,找上門來的都是拐了好幾道彎。
有一次,一個十幾歲的男孩來科室看包皮,正是靦腆害的年級。他背對著我,扭扭好半天才半褪下子,還用手半遮半掩地捂住下。
我打算速戰速決,正準備幫他檢查,電話執著地響了又響。
接了電話,對方說是趙大表姨家的弟媳,三年沒懷上孩子,現在,人已經到科室外面了。
我讓弟媳先等著。一轉,看病的男孩手忙腳又把子給提了起來,雙手著頭,一雙眼睛驚恐地看著我。
我只好先安排師兄來問診。出門,我把整一層樓都跑了三遍,也沒見到咱弟媳的人影。再三詢問下,才知道把“市醫院”聽了“四醫院”,人一直在四醫院轉悠。
弟媳那頭依舊含含糊糊,“哦,四(市)醫院!真奇怪,怎麼你們大城市的醫院連個婦產科都沒有?!”
所的四醫院是治療神疾病的專科醫院,當然沒有婦產科!
折騰半天,弟媳又坐反了公,還得我去把接過來。
得知從很遠的商丘夏邑縣特意趕來,我才搞清楚這個弟媳的來路——是隔壁趙大年輕時候在外地結識的一個朋友的兒,彼此素無來往,只是偶然打電話瞎聊聊出來的事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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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大捧著飯碗,來我家串門,跟母親八卦這姑娘因為懷不上孩子,被老公打,被婆家人嫌棄,多麼可憐。
母親聽得眼淚都要掉下來,一拍大,張口就說“要不要讓姑娘去咱醫院看看?”
不知道什麼時候起,市醫院在母親里就了“咱醫院”。趙大估計心里正等著這話,樂開了花。們怕我嫌外地人關系遠,就編排了這麼個弟媳。
找我們院的醫生也還好說,最讓我頭疼的是,讓我幫著找外院的專家看片子、做手的,一般這種,總要輾轉幾道,才能搭上線。
當然,為此,我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,比如有一次,專家來南開會,我自然要設宴款待一番,還了這份人。
說到底,我也不過是個普通醫生,能力哪有那麼大。
3
后來,我被各種人搞得幾近崩潰,索看見陌生電話都不接。但很快,母親的電話也隨其后轟炸過來,扯著嗓門噼里啪啦就給我一頓罵。
母親說,我們家有今天,全靠親戚鄉友們支持,一個個列舉張三李四王五對家里的好。
“那年,因為我天天在地里忙,沒時間管你們,有一次趙大路過咱家,發現你二哥快被被子捂死了,救了他的小命;你父親常年在外,大華叔不知幫了咱們多忙;
“這幾年,你們不在家,我去銀行存個錢,都是打鐵柳大爺兒子幫的我。做人啊,哪能忘本。還有你姑嬸這些親戚,就更不用說了。
“大家知道我們難,每到開學,幾十、一百的小錢,給你們從沒含糊過。再說,人家找咱,那是看得起咱們,不然大家咋不去找老李頭?”
老李頭是個鰥夫,脾氣有點怪。好幾年前,鎮上有人在北京打工,把摔斷了,就托老李頭聯系北京醫院的兒子,想著有個人照應,心里有底。
結果,傷者一直沒打通電話。盡管老李頭后來解釋說兒子當時正在手臺上,但兩家人還是為此發生了些誤會。
大家在背地議論說,“人家是北京的專家了,不一定愿意待見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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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為醫生,我倒是寧愿相信人家是真的忙得沒接到電話。我自己就是這樣,要坐診,要查房、會診、手,手機不可能隨時關注著,忙起來,連飯都顧不上吃。
但母親總覺得我不懂人世故,“你有了好事只顧著自己,最后你就只剩一個人了。一個人就沒有人往來,就孤家寡人!”
我不耐煩,打斷,“別人我就不說了,那花大媽生病,你也讓幫?”
花大媽凡事都和母親比這勁兒,也有點刻薄。看到我們家出了三個大學生,怪氣地說“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回本”;看到我媽的和豬,長得好過家,說“不知道下了什麼激素”。
母親卻認為,“用得著咱,不就證明咱家強過嘛!”
其實我知道,我當醫生,母親是最直接的益者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