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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陳玉蓮，遼寧鞍山人。一看，這就是一個暴年齡的名字。沒錯，我出生于1968年，今年53歲了。
小時候家里窮，初中沒念完，我就去了工廠當工人，1999年又趕上了下崗。為了家庭和兒子，我把心一橫，伴著當時的出國熱，到荷蘭當了勞工。
初到荷蘭，我干過清潔工、保姆、甲師，什麼臟活累活，我都做過。一天下來，渾累得散架，無數次因太過疲憊，直接累倒在洗碗池里。可是，最難捱的是對兒子、家人的思念和無法排解的孤獨。
每年，我把掙的錢都寄給了兒子，用指頭掰算著，兒子又長大一歲了，應該長高了，長胖了？那時候，通信沒有現在發達，沒有微信也沒有視頻，缺乏陪伴，兒子便總覺得是我拋棄了他。
每次回國探親，我大包小包，給兒子買了各種玩，可他抱著沖鋒槍，卻不肯抬頭我一聲“媽媽”，老公年富力強，卻也是越來越陌生。
2005年，我37歲。老公和我離了婚，兒子隨前夫一家生活。我帶著一的病痛和滿心的失落，重新回到了荷蘭，更加埋頭苦干。
在歐洲，人工費用很高，再加上我是勞工，只扣21%-30%的稅。所以，只要勤快一點，每個月稅后收能達到近三千歐元，比較起來，大多白領46%的薪水要納稅，收還比不上我。
兒子不認我，但為母親，他是永遠的牽掛。所以，我還是定期給兒子寄錢。2013年，我費盡千辛萬苦通過了荷蘭語考試，拿到了綠卡，還用多年的積蓄在鹿特丹買了一套小房子自住。
這期間，我往了一個比我小10歲的男朋友魯特。魯特是我在街頭閑逛看郁金香，偶然結識的路人，后來發現他就住我隔壁街區，也喜歡拿本書在河邊散步裝樣子，便絡起來。
荷蘭人都很高，魯特有一米八五，頭發金黃，名校畢業，在當地一所小學教書，喜歡健還有腹，為人謙和，對我也很。
我在荷蘭的勞工朋友得知這黃比我小十歲，一開始不可置信，后來則羨慕不已，凈給我洗腦：“大姐，老牛吃草，你還等啥，趕跟那黃領證套死他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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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個白眼翻過去。作為中國人，我承認我思想傳統保守，畢竟“老牛吃草”也不是什麼好話。再者，無論年齡、學歷、背景、階層、相貌，哪哪我和魯特都風馬牛不相及。
我尋思，魯特新鮮過去，肯定會主來和我提分手的。不過，這黃也是活久見，四五年下來，對我并無二心，閑暇時，就來找我聊聊天、喝喝茶，我有什麼事，他都會不余力地幫忙。
49歲生日那次，魯特請我在中餐廳吃飯，居然手持玫瑰，“撲通”一下，單膝跪地，跟我求起婚來，餐廳里的客人也跟著瞎起哄。
那一跪，把我嚇得不輕。你們說，我一個奔五的老阿姨，眼角的皺紋都能夾死一只蒼蠅了，這輩子，哪里經歷過這樣的場面！
我臉漲得通紅，手足無措，尷尬得腳趾頭都能摳出個三室一廳了！后來，魯特見我不答應，還特別失落，黯然傷神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圖我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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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就這樣繼續著。
2017年，我持證上崗，換到鹿特丹的一家中式按店工作。主要就是腳、敲背、針灸這些養生項目，為了犒勞自己多年的辛苦，我在50歲生日的時候，花了一萬三千歐元買了一塊勞力士手表。
上了年紀，我對這些外之其實看得很淡。買的時候，咱就是圖個喜歡。而且我也不懂什麼奢侈品，想著既然是塊表，那肯定要盡其用，戴在手上，這樣給客人按的時候，也方便自己看時間。
所以，我每天戴著那塊表工作，手表上浸了按油也沒太在意。
2018年底，按店里新來了一個從山東農村來的工，蘭月。蘭月只有20歲出頭，和我兒子一般大。
剛來荷蘭，姑娘怯生生的。店里培訓的時候，連提問題都不敢，經常是開口說到一半，又膽怯地止住話頭，怕我們嫌“村”。
好幾次，我看見在換間里抹眼淚，便趕忙上去安。蘭月像個孩子一樣，一頭扎進我懷里：“陳姐，我想家……好想家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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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這一句，我就同，回想起自己初到荷蘭的種種辛酸，瞬間破了防。
蘭月哭訴，爸爸有糖尿病，媽媽風，家里兄妹多，希能快點掙些歐元，好寄回家讓爸媽去大城市治病，改善家里的條件……
從那以后，我關照著蘭月。在店里，我把復雜的工作攬了下來，把流程簡單的留給蘭月；節假日，我會買點海鮮、做上幾個中國菜，上蘭月一起吃；若是一起去超市，我總是搶著把蘭月買的東西也結了賬；
魯特逢年過節給我送的香水、包包，我覺得太氣，不符合我的年齡，征求魯特意見后，我轉送給了蘭月。
蘭月也是個懂事的，一口一聲“陳姐”，把我得心都化了。我笑說：“我的年紀比你媽還大呢，干媽！”
其實，我心里想的是，要是我兒子在邊，一口一聲地著我“媽”，該有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