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
我是80后，家在鄭州東面一個小縣城的村子里。昌哥是我二姨家的老大，建哥是老二，二姨的家在我們鄰鄉的村莊。
2017年9月23日，上午9點多，建哥給我打電話，要我速去市醫院，說昌哥住院了。
我去了才知道，早上7點多，昌哥干活從房頂摔下來，有五六米高，當時是頭朝下，水泥地面。
并且，昌哥先被送往鎮醫院，鎮醫院不敢接，才拉到市醫院，已是9點多了。
我說怎麼不直接拉市醫院？建哥說當時是包工頭他們送的，沒一個我們的人在場。我無力反駁。
下午3點多手結束，醫生說：“過48小時還有希。”包工頭送來手費后沒再面。
第二天凌晨，昌哥終究還是走了。
昌哥比我大15歲，這是昌哥死時，我媽告訴我的。我這才知道昌哥的實際年齡，因為從我記事起，我們和二姨家的往基本限于過年。每到大年初三，我都要隨我媽回的娘家。
這天，我大姨、二姨、舅舅在姥爺家匯聚一堂。初五，我們會專門去二姨家，二姨說：“這是你昌哥的屋子。”
那時，穿過擺滿書的窗臺，照在書桌上。看著桌上的那些大部頭，我心中滿是崇拜。
1995年，我轉到了二姨父所在的中心初中，他是班主任，爸爸希我有人照應。我住在二姨父的辦公室，他微笑的臉龐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。
二姨父的字寫得好是學校公認的，幾十年的教書生涯，讓他的字極功夫，非常漂亮。所以，即便在十幾年后，當我在建哥門市記賬簿上看到他曾留下的字跡，立刻辨識出來。二姨說：“你昌哥的字還要好。”
初一下半年，二姨父突發腦溢，高大的軀在病床上躺了快一年，還是走了。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件事背后含的殘酷現實。
這一年，教書二十多年的二姨父，手續剛轉為公立教師，在此之前，他一直是民辦教師。在那個年代，民辦轉公立是多鄉村教師的夢想！
然而，轉正后的二姨父卻沒有到一天的好待遇。這一年，二姨父51歲。
Advertisement
教育局開了追悼會，但并沒有給予更多實質的幫助，畢竟人不在了。現在看來，這更像是我二姨一家多災多難的開始。
2
現在算來，二姨父走的那一年，昌哥是28歲，應于四打工找活干的狀態。且他已結婚，并有了一個兒。
昌哥當時所讀的高中在我們縣是唯一的重點高中，復讀后還是沒考上大學，就回家打工了。
嫂子是一個村的同學，但似乎持家不太明。這些都是媽媽后來告訴我的，畢竟當時的我還是一個世事不通的初中生。
還記得第一次去昌哥家的景，紅磚蓋的三間平房，窗明幾凈。兩個大紅燈籠掛在門口，院能用的不能用的，分門別類地堆放整齊，院子里還種有不花花草草。
屋墻壁雖然沒刷，腳下還是土地，但干凈整潔。木床邊上的簡易掛柜里，服不多。做飯也還是那種小煤球爐子，一臺老舊電視機是僅有的電，
我很驚訝，昌哥家比我想象中要過得清貧，但很有調，很懂得生活的覺。
此時正是春節，昌哥一家樂樂呵呵，忙前忙后地招待我們，雖然茶點不如普通人家，但毫不影響他們待人該有的分寸。
2007年，已參加工作的我，正值休班。我在回家的街上，到了二姨。因為建哥在鎮上開了個家電門市，二姨平日去幫忙，我倆便寒暄了幾句。
晚上吃飯的時候，我隨口對我媽提及我見到了二姨的事。我媽聽完，停了一會，才說：“你昌哥有艾滋病。”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忙向我媽追問詳細況。原來，早在2001年，昌哥在鋁石礦的礦上干活砸到了，去醫院輸時查驗出來的。
醫院追問，昌哥回憶應該是九幾年，他迫于生活力賣過，可能是在那時傳染上的。
也就是說，如果不是這次傷，昌哥本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。賣這種事，昌哥肯定是不會告訴二姨的。
艾滋病瞞不住，醫院都要上報。很快，消息傳到了村里，當年和昌哥一起賣過的其中一個也確診患上了。
隨后，村里為昌哥他倆辦了低保。藥方面，說是有政策，國家全包了。這些年來，他的病一直還算穩定。
Advertisement
我媽其實早就知道了這個況，畢竟二姨和我媽的關系最親。之所以現在告訴我，是因為我長大了，有些事也可以讓我知道了。
我不敢相信昌哥會得這種病，以往在他家看到的種種充滿希與生氣的畫面，毫不像是一個絕癥之家。
可我媽也不像是開玩笑的人，這種事也開不得玩笑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二姨、昌哥又是怎麼熬過來的？
我竭力回憶以往的種種細節，希從中找到蛛馬跡——
二姨的臉上從來不會有大喜大悲的表；在他們家吃飯時，二姨曾說這是你昌哥專用的碗；這些年去二姨家走親戚，昌哥從來不見我們，除非我們主去他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