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哥說先不用，有需要再來。
中午快一點還沒吃飯，有人說了一句：“怎麼沒人管飯了？”建哥立即給包工頭打電話，大聲斥責。十分鐘后，一個人把大家領出去吃飯，每桌除去主食另加幾個菜，飲料、酒隨便點。
頭幾天來的親戚很多，這種事只要打了電話，大家一般都會第一時間趕到，因為這畢竟是人命關天的大事。一大家子的人，群策群力。
而每天理所當然的吃飯，則說明了見多識廣的長輩們，對這件事早有定。這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，是持久戰，反正所有費用都是包工頭他們出。
包工頭的態度很恭敬，生怕一不小心我們會有什麼過激的行為。在賠償金額上，他們從最初的五萬提到八萬。
建哥全權代理涉，自然是不同意的。包工頭問建哥要多，建哥不吐口，說你們給的太了，本就不是談事的態度。
建哥不松口說數字，是一種自抬價的策略。他還提到了那個廠子也有責任，包工頭和工廠都不了干系，必須都得賠。
這個消息傳達給他們后，工廠的回復是，活是承包給包工頭干的，與廠子無關，如果執意要賠償，出于人道主義，他們愿拿出兩萬。
廠方的回復肯定也是回絕了。有親戚說這個廠子有錢，絕不能便宜了他們。而為了給廠方施，我們提出說要去看現場。
那天，我們一共去了三輛車的人。廠子出事的第二天已放假，甚至壘了一堵墻直接把那片區域隔絕開。在廠方很配合的介紹完當時各方面況后，一行人便離開了，此次出行更像是表明一種態度。
包工頭請來了村支書說和。在大家面前，村支書似乎是安并且曉以利害，但某一刻，他扭過頭吸一口煙，我忽然看到了一不屑。
那神仿佛是說，一個艾滋病人還想要多？！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村支書走后，大家七八舌地說，支書肯定收了對方的好，才為包工頭說話，因為他只在那個基礎上加了一萬。
無妨，策略就一個字，“拖”！因為一天說不，包工頭就多出一天費用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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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法制社會，一切終究是有依據的，建哥便找到律師咨詢。
目前，昌哥的大兒已畢業工作，老二在上學，未滿18歲。嫂子屬于勞力，我二姨還有建哥可以負擔養老。
按法律規定，未年人只需負擔至18歲即可，即便加上嫂子將來的養老，總額也不算多。
所以，律師最后算出最多賠27萬多。這個數字，遠非建哥心中的目標，他開始沉默了。
這時，我們部有個苗頭冒了出來，一個年紀大的親戚說：“九幾年，我們那里的二柱子，煤礦出事，礦上狠了，最后啥也沒弄住。”
沒人說話。
隔了一天，在一番爭論后，包工頭那一方有個人扭過頭，鄙夷地自言自語：“差不多行了，算我們倒霉遇到這事，就他那況，你們還想指靠這發財？”他以為聲音小聽不到，可建哥聽到了，大怒：“你再說一遍試試！換做你親哥試試！”
說完，建哥上前幾步就要手打他，眾人攔住。建哥摔門而出。
5
一直到28號，并沒有達任何一致，包工頭一方不提價，建哥不吐口，就那麼僵持著。
9月29日，估計包工頭那邊也清楚地知道，走法律途徑最多賠那麼多后，就沒再給賓館續費，也別提吃飯了，更沒人再面。
建哥氣憤無奈之下，讓大家解散回家。
10月1日，國慶節放假，昌哥依然躺在醫院的水晶棺里。
商量的結果是：沒人出面？沒人出面就鬧，先去鄉政府鬧，還不行就去市里。
這次需要我二姨出面了，因為是母親，最有說服力。我們當初只是告訴二姨，昌哥病了，其他沒說。為此，建哥專門讓我媽來告訴二姨，以緩解的緒。
10月5號晚，我到門市上看二姨。見我進來，二姨了一下眼睛，媽在旁邊坐著。二姨說：“你坐吧，我知道你來干嘛，沒事，我能住。從你姨夫走，我的淚都已經哭干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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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是可憐你昌哥一輩子吃苦，要說吧，你昌哥也算賺著了。當年那個一樣得病的人，都死了快十年了。那個人就是心理力太大走了。也算得你昌哥干活的力了，他要不干活，估計也到不了現在。可是要不出這事，你昌哥還能活多久雖說不準，但不是還能看到個人嘛！”我瞬間淚目。
此后幾天，我媽一直對二姨寸步不離。
10月8號，鄉里上班第一天，親戚來的人并不多，十幾個人，昌哥兒捧著像走在最前面。進了鄉政府大院，有個人向我們走來時，我才知道，其實鄉里一直關注著事態發展。
畢竟是本鄉發生的事，私下協調好了更好。我扶著哭得快昏過去的二姨，一起隨大流進到大屋子里協調問題。
鄉里的一個副鄉長出面負責。在副鄉長言之鑿鑿地為大家保證，一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復后，雙方又坐在了城里的那個賓館，畢竟一群人在鄉政府聚著也影響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