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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約在2000年前后，我所居住的城郊村委會，向我了一個消息，村里想要蓋一批民房對外賣，六間帶道廳的瓦房，只賣10萬元，戶口可以隨遷，村民待遇，逢年過節各種福利。
我立即心了，如果我那在農村老家的父母能在這里買房養老，那是再好不過的了。回報父母的機會來了！
十萬元對我不是個小數目，我的大弟和小弟，至今在村里種地，農閑時打個零工，說服他們為年邁的父母在城里買房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但我實在是看好這個房子，不想錯過機會。我回家跟父母一說，父母也了心。因為錯過了，還不知道他們有生之年能不能住到城里的新房。
思前想后，我回家跟兩個弟弟商量，兄弟三個一起出錢，加上父母的老本，將房子買下來。將來父母百年后，弟兄三個平分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兩個弟弟家里都不同意！
我李寶安，1963年出生在山東威海文登的一個貧困小山村。大弟弟李寶山，出生在1965年，小弟弟出生在1969年。
小時候，家里經濟條件很差，爺爺生病了幾回手后，家里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
如同多數貧困家庭的況一樣，我們家有點好吃的，都給了孩子們，父母舍不得吃一口。
我心疼父母，有時候強塞到他們里，媽媽總是說：“你們都是長的時候，不能沒營養，等你們長大了，好好孝順爹媽就行了。”
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和媽媽去姥姥家走親戚。姥姥旁邊的遠房表哥，和我從小就投緣，那一年我們還都穿著土褂子，表哥就已經是西服領帶，皮鞋锃亮。姥姥告訴我，表哥在鎮上的塔吊廠跑業務，一年能掙兩三萬呢！我一聽就瞪大了眼睛，這可是個天文數字啊！我高中畢業在家務農，一年也就是千兒八百的收。
我想和表哥學著跑業務，那樣爹媽也就再也不用吃苦累了！午飯后，媽媽領著我去了表哥家，他翻新了住宅，家電都換了新的，表嫂更是穿著時髦的服裝，手上戴著金戒指，讓我媽羨慕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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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媽一個勁地對我說：“兒啊，你麼時候能讓爹媽也住上這樣的房子？”
我請求表哥帶我去跑業務，表哥沒有拒絕，但他擔心我吃不了苦。他當著我媽的面說：“別看這工作掙錢多，但跑起來還是要吃苦。許多人干了一年，沒有業績，不但沒賺到錢，還賠上了通費，得不償失，最終都放棄了，還不如種地保險些。”
媽媽一聽，打了退堂鼓。但我不認這個命，不試試，怎麼能知道自己的潛力！我跟著表哥去了塔吊廠跑業務，據銷量提。
這一跑就是五年，雖然沒有賺到什麼大錢，但我積累了寶貴的社會經驗，也對社會對商海里的道道有了自己的理解。
最可貴的是，我積累了我自己的人脈。錢不多，但我可以在城里立足了。
1990年，27歲的我結婚了，對象是縣招待所的服務員。之前，父母給我在村里蓋了四間瓦房。但我不準備回村種地了，就讓給了大弟弟，這樣也給父母減輕了負擔。
妻子對此卻頗有微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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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時，我們是租房結的婚，可是總租房不是個辦法。半年后，我借錢在郊區買了四間民房，雖然離市中心遠了點，但離我和妻子的單位都很近。
當時的房價四萬多，雖然不算貴，可我們剛結婚，結婚時添置生活用品把有限的積蓄都花了。
我父母也只贊助了3000元，因為他們剛給小弟弟蓋完了房子，實在拿不出多余的錢了。
無奈之下，妻子回到娘家，在岳父和大舅哥那里，又是湊出了一萬元。余下的兩萬七都是借的。
那幾年，為了還債，妻子連件新服都不舍得買，娘家贊助的一萬元，時不時地被妻子拿出來說事：“我們買房的關鍵時候，你父母都幫不上什麼忙，他只顧你的兩個弟弟，要不是我回娘家拿錢，還不得住在馬路牙子上啊？”
妻子搶白我的時候，從來不留面，我無以對，在妻子面前抬不起頭來。我知道，務農的父母，已經盡力了，但人窮志短，和妻子爭論時，我總是于下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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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來，只要再提這個事，我就干脆不吭聲了。
窮則思變。1996年，我跳槽到市里一家生產農用車的企業跑業務。在那里，我把以前積累的人脈全都派上了用場，很快打開了局面。我的銷售額總是遙遙領先，兩年后，我提升為銷售科長，工資和業績都翻了幾倍！
家里的經濟條件改善后，妻子和我的爭吵也了，但習慣于強勢，偶爾我翹起尾，總是會給我敲警鐘：“別忘了，咱們住的房子，我父母拿了一萬元錢。如果我父母像你爹媽那樣，厚此薄彼，那咱們不知道還要在貧困線上掙扎多年呢！”
其實父母對我也很疚，每次我提著大包小包回家看父母，爹媽總是覺得過意不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