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一味地建議何書齊兩口子去打司，想趕把他們打發走。人群越聚越多，最后，廠長終于面了，他面不悅地說：“你住院時，廠里不安排專人照顧，每月還發1500元的生活費了嗎？”
陳玲噎著說：“那點錢夠干啥的？為了他治病，我們房子都賣了，還欠了不錢。”廠長無奈地說：“公司的規定就這樣，他的狀況已經沒辦法繼續干了，這不是針對他一個人，你們還是回家，好好過日子吧。”
何書齊堅持道：“我是在廠里的傷，廠里必須給我們個說法！”廠長正道：“安全事故小組調查了，車間職的安全管理規則，你也學過，還簽了字！明知道打火眼作不放腳踏板是違章的，事故責任完全在你自己！”
何書齊爭辯說：“當時況急，再說那里本沒配腳踏板。”廠長搖搖頭說：“你如何證明？廠里安全配套設施一向齊全，你不要給自己的違章作找借口。”
何書齊被噎得無話可說，看得出來，這樣的對話在他們之間也不是第一次了。
確實，事發之后，廠里迅速補齊了腳踏板，準備了后手。再加上何書齊當時邊沒有其他人，確實沒人可以為他作證。
見狀，廠長又語重心長地說：“你蓄意違章，公司還是報了醫藥費，你們再鬧下去，真要打司，誰贏誰輸還說不定呢！”
在廠長言之鑿鑿的勸說下，何書齊夫婦的氣勢越來越弱，過了好一會，陳玲干了眼淚，騎上自行車默默地準備馱著丈夫離開。
這時，廠長喊住他倆，從懷里掏出5張百元大鈔，塞進陳玲手里說：“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心意。”盡管眼里充滿了不甘和屈辱，猶豫了片刻，還是接了下來。
我趕掏遍了工作服所有的兜，也只有3百多元錢，周圍圍觀的職工，也紛紛自發地掏出上的錢，兩百、一百、幾十元放進了他們三車的后斗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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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劉志安得知頭天發生的事，約我到宿舍喝兩杯。我倆都心沉重，他嘆道：“小何還這麼年輕，我也應該表示一下的，心里難。”但何書齊的手機號碼早已停機，之后，我們再也沒有他的音訊了。
接下來一年多，因為工作環境惡劣，離職的工人越來越多。公司一方面加強在職員工的工作強度，另一方面又不斷招人填補崗位空缺，連職培訓也短到五六天。
2013年9月，我和劉志安作為工齡接近3年的老員工，也被調整到不同車間，開始當“師傅”帶新人，見面時間也多了。
那些新員工多是些小年輕，平日里嘻嘻哈哈慣了，我對他們很嚴厲，尤其將“安全生產”常掛在邊。
這不僅是為了讓他們因為疏忽被廠里扣錢，更因為何書齊的經歷，一直讓我如鯁在。我不希再有任何人，有類似的悲慘經歷，畢竟再多的賠償，也無法修復的傷殘。
所以，在這份高危職業面前，時刻保持應有的警惕，是必須的！
2014年夏天，我的兒子不負所，考上了南方一所一類大學，他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學生。錄取通知書送達那天，妻子帶著兒子到廠門口接我，當我拖著疲憊的，捧起大紅的錄取通知書時，心里的激和欣，真的無法用言語表達。
周圍的工友，紛紛恭喜我，說：“等過幾年，你兒子工作賺錢，你就可以福了。”很快，劉志安得知喜訊，專門調班來到我家，給兒子包了500元紅包。
我再三推辭，他將紅包塞進我兒子手中，說要沾沾喜氣，將來他家也能出個大學生。
9月，我特地請假，和妻子一起將兒子送到了大學。臨別時，我叮囑他：“你還是好好學習，別舍不得花錢。”
向的兒子，第一次搭著我肩膀說：“您再辛苦兩年，等我悉了學校，就出去兼職賺錢，您就別干那傷的工作了。”
我有點容，低頭揮揮手說：“回去吧，爸知道分寸的。”許是心態有了變化，我覺得工作也沒那麼抑辛苦，但心里關于安全的那弦，依舊沒有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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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春節后上班第三天，車間忽然通知，每個班組挑三名強力壯、頭腦靈活的職工，立即到公司會議室開會。車間主任特意把我了去，說：“你有年資、有閱歷，遇事沉穩，你也來！”
會議室里，聚集了三四十位車間工人，還有十多位保安在會議室后站了一排，陣勢很大。
不久，新上任不滿一年的徐廠長，披著保安的軍用大進來了，他神凝重地說：“今天下午，公司出了點事，死者親屬今晚就到了，你們要阻止他們鬧事。”
沒人告訴我們究竟出了什麼事？誰出了事？主抓公司安保的張經理，就將我們一行五十多人，帶上了一輛大，駛向了公司附近的一家賓館。
一路上，他叮囑我們：“給你們都開了房間，就在家屬同一樓層，你們注意靜。”
他特別提出三點：第一，死者家屬的心可想而知，你們要做到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！熬到明天，他們緒平穩，任務就算完了；第二，大家切記，今晚這里沒有領導，都是死者的工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