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這件事仍然如一座大山一樣，懸在了我們心頭。
兩天后，我們返回東北。那些無眠的夜晚，我們背對背躺在床上，各自想著心事。
一個月后的一個夜里，劉霖應酬客戶回來，說：“剛剛李娟聯系我，說要轉院到省城醫院繼續治療。我給賬號上打了5萬元過去。”
我一聽就急了：“5萬元？要你就給啊，為什麼不跟我商量？”劉霖爭辯道：“人家轉院得花錢，我難道無于衷，啥都不表示？”我不服氣：“當然可以表示，但也不是一要就給啊。萬一把人家胃口給養大了……”劉霖有些不耐煩：“當初是你要承擔的責任，現在又不愿意賠錢，到底想讓我怎樣？”
我被堵得啞口無言，氣鼓鼓地回屋了。
2014年正月初七，我們去章強家拜訪，發現他恢復得相當不錯，除了下有點塌陷變形。李娟解釋稱，修復手時有塊骨頭沒安好，事后找醫生理論，院方稱盡了最大努力，拒不承認。聊天中，夫妻倆說準備去外地做修補下頜骨手。聽著章強吐字不清的艱難言語，我們心有戚戚焉，當場給他們又轉了5萬。
這次，章強夫妻態度緩和了許多。我和劉霖相互安，只要我們主承擔醫藥費，再適當賠點營養費，這事能了得差不多。可事實證明，我們想的太簡單了。
4月15日中午，我們正吃飯時，李娟打電話過來，說章強的下頜骨始終沒修復好，如今兩顆牙已經畸形，嚴重影響生活，還因此談丟了幾個大單子，他們決定去日本做整修手。說日本醫生已經看過視片子，報價約為200萬元人民幣。
說：“你們也難。所以我想著，這200萬咱們兩家分擔，你們出一半吧！”
我一聽壞了，肋骨與膝蓋都好了，現在拿牙齒說事，兩顆牙要一百萬，這不是妥妥地坑人嘛。再說了，今天5萬，明天100萬的，何時是個頭？見劉霖還在說好話，我火大地搶過電話：“嫂子啊，你一下管我們要100萬，誰能承擔得住啊！”
Advertisement
李娟邦邦地回了句：“人是從你家掉下去的，你們說過會負責到底！”
我據理力爭：“話不能這麼說，大哥是年人，而且我們之間本沒形雇傭關系，前后也給了你們11萬……”不屑地“哼”了一聲：“11萬夠干啥啊？我沒找你們要誤工費、神損失費，連全額手費都沒要，已經很客氣了。”
我更生氣了：100萬還是客氣？我那套房還不到140萬，這一開口，幾乎要了我一套房走了！
之前，我們私下查詢過，章強的治療費花了11萬多，加上通、護理等費用，滿打滿算也才18萬。而他獲得的遠超過這些：我們給了11萬，農村醫保也報銷了一部分了，保險公司還賠償了他30萬。
我提高嗓門道：“你這趕上搶錢了！中國這麼大，哪兒不能治？法律也不會支持你們！”李娟嗤之以鼻：“法律可不是你們說了算！告訴你們，趕準備好錢，三天之后打給我！”我回了五個字：“那就法庭見！”
旁邊豎耳聆聽的劉霖，當即捂住我的，奈何已經來不及了。他見我掛斷電話，頓足道：“你就不能跟人好好說？刀柄在人手上，能跟生氣？人家真去起訴了怎麼辦？你知道打司有多費勁嗎？拖都拖死你！”
我意識到自己的沖，但仍死要面子：“告就告，誰怕誰！長痛不如短痛，也該了結了。即使輸了，也強過他們無底線地勒索！”
劉霖回撥電話過去。李娟只丟下一句話：“要麼100萬打來，要麼法庭上見面，你們自己選！”隨后是無限的忙音。劉霖嘆了口氣，狠狠地摔門而去。
此后，劉霖終日奔跑于家、公司和律師事務所之間。夜深人靜時，我哄完孩子睡后，也打開電腦查相關案例，一條條地摘錄打印，往往一熬就到了凌晨。
Advertisement
8月13日，我們果然接到法院的一紙傳票。拆開一看，發現章強不僅起訴了我們，還連帶起訴了開發商。
我們找到劉霖當律師的堂弟，委托他代理此案。在堂弟指引下，我們想到業的那位郭經理，打他電話卻發現已停機，打聽得知他已調離小區，不知去向。
劉霖急了，打算回去專心理此事。我不同意。一方面是堂弟拍脯保證，說能打贏司，另一方面是生意還要經營，我不想斷了今后的生活來源。
10月末，第一次庭審。開發商的律師指出，出事臺與室相隔的是落地窗，窗戶非門，故臺屬于不上人的屋面，開發商不應承擔責任。堂弟拿出施工圖，與對方對質，并提出郭經理當初的承諾，但因沒有確鑿證據，被法院駁回。
12月8日，法院宣判結果，開發商屬無責方，但出于同弱者的考慮，判令承擔5%的責任；我們則為主要負責人，要承擔85%的責任，連醫療費誤工費帶神損害恤金等在，總計需要賠償93萬元。
對這樣的結果，我一千個一萬個不服。劉霖的反應比我更強烈。畢竟，我們的錢也不是天上掉的，而是一分一辛苦掙的！在連續三天三夜合不上眼之后，劉霖決定上訴，隨后將公司給員工管理，帶著我回了老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