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李安的電影，張玲的《·戒》廣為人知。當年很多人為了看未經刪節的版本，專門從地跑到香港去看這部電影。張玲的小說里，的描寫幾乎只是淡淡的暗示。顯然，在張玲的心，不是重點。重點是什麼呢？我們不妨讀讀張玲談自己寫包括《·戒》在的三個短篇的緣由：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，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多年，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，與改寫的歷程，一點都不覺得期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。就是不問值不值得。這也就是此可待追憶，只是當年已惘然了。
張玲用了一個「」字。三十多年反復摹寫這個故事，中由，只有自己明白。
《·戒》先后發表在 1977 年 12 月的《皇冠》和 1978 年 4 月 11 日的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。1978 年 10 月作家張系國在《人間副刊》發表《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？——評 < ·戒 >》，認為《·戒》是歌頌漢的文學，而「歌頌漢的文學——即使是非常曖昧的歌頌——是絕對不值得寫的。因為過去的生活背景，張玲士在理這類題材時，尤其應該特別小心謹慎，勿引人誤會，以免為盛名之瑕」。
張玲很快作出了回應，寫了一篇《羊出在羊上》，辯白小說并沒有歌頌漢，相反，對于易先生是有批判的。
張玲一生最風華正茂的幾年，恰是在日本人占領上海期間。1945 年日本投降，民國政府立即開展「肅」行，逮捕了包括周作人在的一批文化人。張玲并不在政府的漢名單上，但因為一直是淪陷區當紅作家，尤其是和胡蘭的關系，使得為攻擊的對象。1945 年 11 月，有一本署名司馬文偵的書《文化漢罪惡史》，將張玲、張資平、關、潘予且、蘇青等十六個作家列為文化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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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戰爭年代，當政府不能保護人民的時候，人民有沒有茍且生的權利？張玲很為自己辯白什麼，但是，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一說到漢，還是很在意，都要辯說幾句。1947 年的《傳奇》增訂本出版時，寫了《有幾句話同讀者說》，謹慎地為自己辯護：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要辯白，但最近一年來常被人議論到，似乎被列為文化漢之一，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。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，也沒有拿過任何津。想象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」第三屆曾經我參加，報上登出的名單有我。雖然我寫了辭函去，報上仍然沒有把名字去掉。
張玲說自己寫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，倒是實話，許多作品的背景都是抗日戰爭，但抗日戰爭僅僅是一個背景。《·戒》可能是唯一一篇正面描寫抗日戰爭的作品，但里面的「抗日學生」王佳芝，卻在關鍵時候起了一個恍惚的念頭：這個人是真我的。然后，賠掉了自己的命。這篇抗戰小說確實非常曖昧，焦點好像并非敵我之間的斗爭，而是男人與人之間的拉力戰。
耐人尋味的是張玲對于戰爭的反應方式。1937 年中日戰爭發，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有激烈的反應。蕭紅 1937 年寫過這樣的文字：「我們就要回家」。
蕭紅的反應相比于大多數作家，已經相當有彩。但不管怎樣，在蕭紅的意識里，關于這場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、解放與奴役之間的界限是清晰的，仍有著那個時代共通的熱。
而張玲，卻好像只有冷漠。完全以一個生活化的個人份來看待這場戰爭。誰發了戰爭？為什麼發戰爭？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如何面對戰爭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張玲連一一毫的念頭好像都沒有。
在香港期間，親歷了日軍占領香港的過程，留下了一篇《燼馀錄》，足以顯現張玲對于戰爭的反應方式：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，宿舍里的一個同學發起愁來，道：「怎麼辦呢？沒有適當的服穿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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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，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，可以打個譬喻，是像一個人坐在板凳上打瞌睡，雖然不舒服，而且沒完沒了地抱怨著，到底還是睡著了。
能夠不理會的，我們一概不理會。出生死，沉浮于最富彩的經驗中，我們還是我們，一塵不染，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。
我記得香港陷落后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冰淇淋和膏。
同時期有很多中國作家寫香港的淪陷，無一例外著眼點在于日軍的暴行，抗日軍民的英勇斗。只有張玲，看到的只是戰爭硝煙下平凡人的臉。
目驚心地寫到自己與別的同學看護傷員時的厭惡之心，甚至歡欣鼓舞地看著傷員終于死去，因為可以減輕負擔。還寫了人們如何為了逃避對于死亡的恐怖，而迅速結婚，只是為了攀住一點實在的東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