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一學期末,老鄧幫我們「社會班」拍合照,我們的班長很「社會」,一定要留老鄧參加班級聚餐。大家一傳十,十傳百,直接管老鄧「上門婿」,老鄧并不反駁,只微笑。
最后還是我悄悄問他,干嗎不說清楚?老鄧臉一紅,心一狠:「要不,咱倆真試試?」
是吧,一點都不浪漫。
我們就這樣,談著很單純的,一起攜手走過大學四年。
與其說是「」,不如說是「革命友誼」。
我到了新聞系,好多作業可以找他了;而他也毫不客氣,經常讓我「搭把手」,我們倆在一起的時間,有一多半的時間在「做作業」。
當然,中間也有吵架的時候,小吵怡,本不礙事。
大四的時候,我們各自忙實習、找工作,一轉眼,就到了畢業的那天。
老鄧不愧是老鄧,憑著自己業余時間拍婚禮、接私活,已經攢了好幾萬,在學校旁邊看中了兩室一廳的房子,約我同住。
我故意問:「干嗎還兩室?」
老鄧正經答:「一個做剪片子的機房,一個是臥室。」
我們周遭所有的同學,都認為我們倆一畢業就扯證兒,直奔結婚。
我和老鄧早早達了共識:「先立業,再家。」
畢業的第一年,我和老鄧是 2:3 來房租的。因為我的工資是 5000,他的工資是 7500,這個比例,相當合理。
我們倆都在工作,我在一家財經雜志社,他在一個都市紙,我當記者,他做攝影記者。
同為職場菜鳥的我們,第一年都是各自單位的「出差主力」,老記者不愿意跑的不怎麼重要的差事,都是我們上。
我們最長兩個月沒見面,我出差了,他回來,我回來了,他出差……
07
有一天深夜,我聽到門有響,下意識地以為是他回來了。
剛準備去迎接,可發現門外的人在費力扭鎖眼……我用手機撥他的電話,門外沒有響起悉的電話鈴聲……
這不是他,是小!
我趕用短信先報警,同時,輕手輕腳地往門后放桌椅。然后回到自己的臥室,將門反鎖,再蒙著被子用電話報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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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分鐘很漫長,我聽到門外有「別!警察」的聲音。一顆懸著的心才落下來。
我低頭看著手里準備好的一摞現金,真的很想笑。我已經想好了臺詞:「大哥,我一個窮北漂,錢就這麼多,您看夠不夠。不夠的話,我再去銀行取。」
作為記者,很早就知道「12110」短信報警這一通道,地址直接淘寶復制粘,確到門牌號,三秒搞定,附近巡邏的警察才出得如此迅速。
正當我慢慢自得之時,我的門鈴響了,我當然知道是要我配合做筆錄了,我披上一件服開門,傻了。
兩個警察中間拎著的是老鄧。
當著警察的面,我問老鄧:「怎麼不按門鈴,不敲門,不打電話?」
老鄧說:「你睡眠一直不好,怕把你吵醒。」
我再也忍不住,抱著老鄧哭。老鄧委屈,也哭。
我們看著對方干的臉和同款煙熏妝,一個疑問是,我們怎麼把日子過這樣了?
08
這一年真的好累啊。
這一年,我們知道了很多事。
比如,水費沒的話,真的會停水;外賣吃多了,腸胃真的會痛;房子也會生病,也需要隔三岔五修修補補,我們經常因為誰去約工人,誰等在家里而爭執……
這一年,我們都是職場真正的菜鳥,既沒見識也沒自信。
有時是真闖禍,有時需要背背鍋。
我們倆都是挑自己病的人,哪怕彼此會流吐槽,得到的最終結論仍是要學習和不斷提高……
現在回憶起來,這個社會本來就對年輕人很苛刻了,可年輕人對自己更苛刻,那個時候的我們,沒有任何底氣去休息、去反抗……
這一年,我們看到的未來很沮喪。
大吵小吵不斷,一個很小的點,都能發。當時的我,疲累的工作之余,還在分析老鄧這個人的為人世細節,還在研究我們倆到底合不合適。
現在才知道,本原因不能在我們兩個人上去找。
在那個剛走出校門進復雜社會的長階段,我和老鄧都面對著很大的沖擊。
我們兩個又極為相似,沒有家庭背景,沒有質基礎,只能靠自己在大城市扎,我們不榨自己,去榨誰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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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兩個人,當時都沒有余力,去給對方溫暖了。
或許溫暖還是有的,就如老鄧深夜回來,忘記了家門鑰匙是哪一把,寧可慢慢去試,也不忍打擾我睡眠。
正在我猶豫還要不要繼續和老鄧在一起的時候,老鄧的工作有了變,他要被外派到香港了,則一年,多則數年。
老鄧說,工作起來,時間都變快了,異地還沒適應就會結束的。
我心的疑問是,異地不假,但我們現在還有「」嗎?
我不敢說出口,我怕得到答案。
09
我趁著春節長假,陪著老鄧去香港安置,順便玩一下。
香港過馬路的紅綠燈聲音,像極了警報,弄得我心慌。
老鄧倒是有種人生「更上一層樓」的喜悅。
他說這里更加國際視野,這里更直接,這里更包容。
本來我的沮喪只是一種也許就此結束的沮喪,現在又加了一層,我的個人長速度不及老鄧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