兒拿下省狀元那天，呂文斌作為教育機構的金牌講師，接采訪。
他說：「兒的教育全靠我一手抓，幾點學完，我幾點睡，全程陪著。」
可他沒說，兒被他高強度的教學力迫得夜夜難寐，險些得了心理疾病。
他還說：「我太太就是個家庭主婦，什麼也不管也不賺錢，這家都靠我養。」
可他大概不記得，除了兒的學費生活費，我已經許久沒朝他手要錢。
記者問他準備怎麼給兒慶祝。
他立刻擺手，「還是小孩子，要什麼慶祝，我已經提前替準備好了大學的基礎課程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，將來的路全靠我現在的鋪墊。」
他自詡深謀遠慮，走一步看十步。
卻不知道，今早他出發去接采訪時，我和兒已經登上飛往新加坡的飛機。
去看兒心心念念的霉霉演唱會。
至于家里，只有一份簽好名字的離婚協議書。
1
這是我第三次提離婚。
第一次提離婚時，兒才剛上小學。
那時我便察覺到呂文斌在兒教育上的獨裁和迫。
其他小朋友回家時，一路上都在和家長笑瞇瞇地講著今天發生了什麼。
只有兒，被呂文斌放在自行車后座上，要求用演講那麼高的分貝背誦英語課文。
學校拐角的第一個紅燈，要等足足 120 秒。
兒在這漫長的 120 秒里，不僅被要求聲并茂地背誦課文，還要被呂文斌不留面地挑剔。
「你看你背的這都什麼玩意？」
「元音字母 t 不發音你又忘了？」
當時兒的同班同學就坐在相鄰小電的后面嗦辣條。
見兒被訓得臉都白了，手把辣條遞過來。
呂文斌回頭時，恰好見到這一幕。
他又怒了。
暴怒。
在車水馬龍的路口，呂文斌一把將兒從自行車上揪下來，訓斥只長了個吃心眼，還說辣條都是垃圾油做的，吃了必定長蟲拉肚子！
兒同學的家長尷尬地說，那是自己給孩子做的。
然后開著小電驢走了。
可呂文斌不管不顧，當著兒無數同學的面，依舊罵個沒完。
是兒同學的媽媽提前給我打來電話，說不知道我家對辣條這麼介意，讓我千萬別罰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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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兒是頂著額頭上清晰的指頭印回家的。
我剛準備問。
我發誓，我才剛張開，甚至還沒等發出丁點聲音。
呂文斌就暴躁地指責我。
「孩子都是你慣的！」
「讓背個課文，跟啞似的張不開！」
他一把掃落桌上的水杯，嘩啦一聲巨響。
「現在就是啞英語，等長大了見到外國人就得抓瞎！」
可此刻，兒拿著我和的護照，很流暢地用英語和機場工作人員流。
順利拿到行李箱、打車、辦好酒店住。
全程沒人嘲笑兒略有些中式發音的英語，也沒人因為聽不懂說的某個單詞而暴躁咆哮。
等到了酒店，兒躺在床上玩手機，忽然開口：
「媽媽，來一個全英文國家，好像也沒那麼難。」
是啊，沒那麼難。
即便是我這個不會說英語的人，靠比劃和猜都買到了下飛機后的第一個冰激凌。
甚至還挑了自己喜歡的蛋筒。
那些呂文斌口中的坎坷和不順遂，仿佛都是他給我們額外加裝的門檻。
到了晚上，我和兒在濱海灣看了獅頭魚尾，吃遍了夜市小吃。
夜市小吃很好吃，吃了也沒拉肚子。
獅頭魚尾確實很小，但旁邊恰好有樂隊演奏，唱的又是兒最喜歡的霉霉的歌，氛圍好得要命。
生活中沒了呂文斌，就像魚沒了自行車。
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回酒店路上，我媽打來電話。
「蓁蓁啊，文斌又惹你生氣了？」
「不是我說，他一沒出軌，二沒家暴，又不煙不喝酒，還抓孩子的教育，已經是個很好的男人了，你總鬧離婚干什麼？」
是，一直喜歡呂文斌。
甚至我第一次提離婚，就是一遍遍地給我洗腦。
拿我爸舉例子，說離開呂文斌，將來再找上我爸那樣煙喝酒樣樣都來還打人的男人怎麼辦？
彼時我恰好發現，自己又懷孕了。
呂文斌推著兒來求和，問媽媽是不是要給生個小弟弟或小妹妹。
于是第一次離婚的事，就這麼被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。
2
第二次提離婚，是小兒去世那年。
小兒出生時早產，渾皮都是紫的。
喂了幾天，我們便發現了不對。
小小的人兒總是呼吸急促，繼而發紫，不吸氧的話十分鐘整張臉就憋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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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醫院一查，先天心臟病。
很嚴重，要做許多次手，要花很多的錢。
那幾年，呂文斌負責賺錢，我則帶著小兒，一個接著一個醫院地跑。
可笑的是，現在回想，那是我們目標最一致的幾年。
可小兒最后還是沒救回來。
才三歲的小姑娘，甚至還沒怎麼會世間的好，就永遠地離開了。
等我失魂落魄地回家，卻看見大兒正被罰站。
呂文斌說數學小測驗沒有拿滿分，吃飯還挑三揀四，因此需要罰站半個小時，再加五個手板。